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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稿：本报记者周贤忠通讯员陈东光图片由潘旭摄影制作
医院的尴尬与无奈面对受了严重脑外伤的病人，作为救死扶伤的医院没有半点犹豫，积极展开长达五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最终因医治无效撒手人寰。本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事，医院却遭遇高达11万元的医疗费拖欠。折腾了一年，医院也没要回拖欠的医疗费。万般无奈的医院，只好求助法律帮助。
然而，医院该向谁索要欠款呢？9月12日，该院吴副院长在向记者讲述打官司的经历时，显得特别委屈与无奈——医院放弃了对没有支付能力的死者家属以及加害人追偿医药费，转而向死者单位追偿，因为死者是执行职务行为时受伤致死。可是经过两次审理，医院最终却在法律面前绊了一跤。法院告诉我们，医院无权直接向患者单位索要医疗费，我们不得不面对败诉的尴尬。面对这11万元的欠款，医院到底还能不能要回？
执行公务被打伤
2003年5月“非典”期间，石某受雇于于洪区某物业公司，负责把守小区的入口。按照规定，外来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该小区，石某对此也是恪尽职守。当年5月22日，小区门口来了一个卖酒的商贩，想进入小区叫卖，但被石某拦了下来。
石某向商贩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小区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可是商贩却认为这个保安多管闲事，影响自己做生意。一个要进入，一个不让进，双方在小区门口僵持起来。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商贩突然将石某推倒，毫无准备的石某后脑先着地，嗑在马路边的石头上，鲜血顿时从他的脑后流出，随即便晕了过去。
患者无钱也抢救
石某受伤后，身边并无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他被路人呼叫“120”送入皇姑区某医院（以下简称医院）抢救治疗。
面对受了脑外伤的危重病人，容不得半点犹豫的时间，医院立即开始对石某进行抢救。不久，石某单位人员闻讯赶到医院。据该医院一位副院长介绍，患者单位垫付了2万余元的医药费，并有领导前来看望。医院感到很是宽慰，因为没有遭遇拖欠医药费。但医院没想到，10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石某仍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濒临植物人状态的边缘，而单位垫付的2万元医药费很快就花完了。当医院向石某单位催要医药费时，石某单位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他们建议医院向加害人或者石某家属索要。
可医院再看看石某身边的女儿，她还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都是邻居帮着筹的，而石某家里还有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妻子根本无钱为石某治病。
可是危重病人就在医生眼前，如果不救治，随时有死亡的危险。这可难坏了医院。医院最后被迫决定：继续为石某进行治疗。从5月22日到11月9日，医院为救治石某共耗费医疗费11万余元，但石某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
医院遭遇医药费拖欠
医院为抢救石某所支付的医疗费该由谁承担？医院本以为，患者有单位，也有家人，还有加害人，三方来保证支付医疗费，应该不会发生拖欠。但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费尽周折也没有要回这笔钱。
先是向加害人索要的计划落空了。也就是在为石某治疗期间，2003年8月18日，打伤石某的商贩被法院追究了刑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石某8万余元。但该商贩来自农村，根本就没有赔偿能力，也无可执行财产，石某未收到该赔偿款，也就不能交付医疗费。
而要想跟石某女儿要钱从最开始就没有可能性。医院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石某单位上。医院考虑，石某是因公负伤，其单位总该负责吧。但石某单位并不认同石某因公负伤的说法，他们认为石某是和别人打架致伤的。所以他们未与医院签订有关医疗协议，也未在患者手术治疗的相关手续上签字，不愿偿还这笔医疗费。
死者单位还钱计划落空
折腾了一年，医院也没要回拖欠的医疗费。医院只好求助法律帮助。首先，他们想到直接要求死者生前单位给付医药费。2004年12月30日，医院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医院对该案的胜诉充满信心。因为石某系物业公司的雇员，石某在执行职务时受到人身损害——根据法律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医院认为，石某所在单位应给付医院医疗费。但让医院没想到的是，法院认为医院与物业公司间没有医疗合同，不该直接起诉物业公司，而驳回了医院的起诉。
医院与死者单位无合同
医院不服，上诉至市法院。市法院审理认为，医院与石某单位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石某单位不负有给付石某医疗费的义务。医疗服务合同的双方是医疗机构及在该医疗机构接受诊治的患者，患者接受医疗服务应支付相应的治疗费用，该费用一般情况下应由患者偿还。当患者死亡后，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故本案应由石某女儿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该给付责任。虽然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存在第三人负有给付医疗费义务的情形，但该情形要求该第三人有明确的书面承诺或基于法律的规定。本案中，石某单位未明确书面承诺承担石某的医疗费，亦无法律规定物业公司需要承担该给付责任。
医院没有代位请求权
既然没有办法直接向石某单位要钱，于是，医院想到了行使代位请求权，也就是替石某的女儿向物业公司讨要人身损害赔偿，然后再用这笔赔偿金偿还石某的医药费。医院认为，石某系物业公司的雇员，在执行职务时受到人身损害，根据法律规定，石某有权请求雇主承担医疗费。因石某已经死亡，石某女儿享有对父亲单位给付医疗费的请求权。而医院基于医疗服务合同可以向石某女儿索要医疗费。基于上述请求权，医院认为自己有代位权向单位要钱。
但对此，法院认为，石某女儿享有的债权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即石某在行使职务行为时受到第三人伤害致死后，石某女儿可以向石某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而基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专属于债务人的，不能够代位请求赔偿。也就是说，只能由石某的女儿向死者单位索赔，医院并无代位请求权，不能直接向死者单位索要医药费。
如何规避欠费风险？
医院在又一次遭遇败诉后，今年9月12日，院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他们只能考虑先选择起诉患者家属，期望患者家属能起诉患者所在单位，来要回本该交付的医疗费。
医院救死扶伤，却遭遇拖欠医疗费，而且遇到了法律瓶颈，医院该如何摆脱这种尴尬？主审此案的市法院陈东光法官认为，医疗机构负有救死扶伤的法定义务，不应因患者未足额交纳治疗费或无支付能力而拒绝治疗。但医疗机构也因此出现了数量不等的“死帐”、“呆帐”，影响了医疗机构正常的活动。而医疗机构又不得不面对这种“风险”。对于该“风险”，第一，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开展新疗法等吸引更多的患者，增加自己效益予以内部解决。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设立专项基金，该费用不应由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独立承担。再次，可以通过设立相应性质的保险，通过保险分散风险。m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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