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泣血地上采访幸存者

　　昨天下午，第五次来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参观时间里，大江健三郎一直面色凝重，一语不发，倾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那段悲惨历史的一一解读。来纪念馆参观并与幸存者座谈，是大江健三郎此次第五次来华所提出来的一个强烈要求。作为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作家，这位71岁的老人昨日缓步走在这块泣血的纪念地上。每一块石碑，每一个画面，每一段字句，他都深深凝视，似乎要把一切都镌刻在脑海中。

　　参观过程没讲一句话

　　追逐的人群，似乎丝毫没有搅扰到这位老人的思绪。迟缓的步伐，越来越倾斜的身子，显示他心头的重负。和平钟上的长江浪涛与66个和平字、遇难者痛苦抽搐的头颅雕塑、幸存者伤痕累累的身体、记录下当年屠杀历史的一块块石碑……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上面，同时也阅读着“30万”数字后面的一个事实：至今还在世的幸存者倪翠萍，当年9岁，日兵一颗子弹从肩前面打进去，从后背出来，从此她成了残废；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记录的是1937年12月15日，日寇在长江边上一下子屠杀了9千多人，这些在江边逃生时被屠杀的人群，是对“整个南京城只有20万人，怎么会杀掉30万人”的有力反驳……也许，面对人类历史上如此罕见的屠戮灾难，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所以，自始至终，大江健三郎没有说一句话。

　　崇拜者来“看他一眼”

　　在记者群中，记者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位读者。30多岁的他说，自己是大江健三郎的崇拜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疯狂地迷上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万延元年的Football》《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这些作品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精神世界。这次听说他要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就赶来“看他一眼”。

　　正如这位读者所言，真正打动人的，是大江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世界。大江健三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个人的体验》，这部糅和了大江健三郎个人人生经历的小说使他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生活中，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残疾儿子。“脑疝，就是脑袋看起来像有两个，头盖骨缺损……”像所有的常人一样，他曾经想过放弃这个孩子，但有一天他却发现孩子在音乐中可以找到共鸣，他用鸟鸣、用音乐激发了孩子的生命动力，并使自己的孩子沉入作曲的世界中，在今天有了自己的听众群。

　　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大江健三郎不单单是把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文学作品，他还把悲悯的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人群——原子弹轰炸下的广岛，以及南京大屠杀——大江健三郎视线所投向的，其实是同一处——人类的灾难。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他对日本国内一些危害和平前景的倾向深表忧虑，抨击小泉拜“鬼”，认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中日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这种对人类的危机意识为他赢得了一个称号——“他不但是小说家，同时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热爱和平、保卫和平的战士”。

　　与夏淑琴姜根福面对面

　　参观结束之后，大江健三郎来到纪念馆贵宾接待室，与等候在此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和姜根福进行面对面交流。据随行工作人员介绍，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大江先生就表示，自己此番一定要与大屠杀幸存者见上一面，“夜晚我要把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记录下来，要把我感受到的震撼记录下来，因此会工作到很晚，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果然，大江健三郎在走进贵宾接待室之后，要求锁上门，而房内只留下工作人员、两名幸存者和翻译。

　　记者在茶色玻璃门外看见，大江先生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而是认真地记录下幸存者的每句话。77岁的幸存者夏淑琴上个月刚刚在起诉日本作者侵犯名誉权案中胜诉。面对眼前她并不熟悉的日本作家，夏淑琴先是有些拘谨，但一说到那段悲惨的回忆，不禁泪水涟涟，而夏淑琴的遭遇同样感染了大江健三郎。虽然两位幸存者的叙述长达一个多小时，已经超出了原定的时间，但大江先生没有打断两人的说话，一直在专注地倾听。记者观察到，在长达一个小时45分钟的见面过程中，大江健三郎表情严肃，在结束时，他低着头缓缓走出门，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倾听的过程中，大江先生始终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并长久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由于过于激动，大江先生的身体有些不适。今天，他还将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一起座谈。本报记者 于丹丹 冯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