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民工”已悄悄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八字头”（八十年代出生）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相比“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八字头”农民工已经开始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试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据9月11日《中国青年报》）毫无疑问，“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试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本是公民的权利。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出来挣钱”的目的，更多地体现着乡村的生存之难，而“八字头”农民工，则开始萌生出对于精神及权利方面的需求。

　　报道指出，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这种变化，却让包括城市社会在内的大多数人以及公共政策的制订者始料不及。这不奇怪，农民工群体真实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一直都处于被城市社会所漠视的境地，他们被城市社会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们的悲喜在城市人眼中无足轻重，只有当出现“阿星杀人”之类的悲剧时，才会激起一阵反思。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政策依然没有为改变农民工这种存在状态做出更好的调适。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国民身份难题，如何让城市不再仅仅是城市人的城市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如何建立更流畅、更灵活、更人性的阶层流动机制，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但他们同样深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而来到城市，因他们有知识，更具有权益意识。如果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而遭到城市的拒绝，他们就只能游走于城乡的边缘，成为悬空的一代。他们将何去何从，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前景就不能不令人忧虑。

　　我们欣喜于权利意识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觉醒，但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公共政策应当做出最及时的反应，应当为他们的到来与成长做出调适，并且准备得更加充分。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