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猎场老总的自述

　　中国只有各自为战的狩猎场，并没有真正的狩猎产业；只有“猎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猎人。

　　撰稿／张 静（记者）

　　刘浙张有点失望。

　　《中国青年报》刚刚曝出“中国要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他就直奔网上去看“板砖”。本以为会是“口水”滔天，但反响似乎没有他想象的激烈。

　　“我在网上找到4700多条留言，随便翻一个‘王菲女儿兔唇’，留言超过27万。再过几天等拍卖会延期，基本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刘浙张是北京奥林狩猎俱乐部的老总，也是美国国际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 International）的会员，拥有一家占地56万亩的五寨狩猎场和占地300亩的奥林射击场。

　　虽然一见面刘浙张便主动挑起了“敏感话题”，但当初动员他“出镜”还是颇费周章。这位老总担心被卷入是非，斟酌了一周之久。“我在等有人打电话来骂我，因为我在媒体曝光了。”

　　偶然“吃螃蟹”

　　原以为猎场老板都应该一身迷彩，脸庞黝黑、肌肉健硕，然而眼前的刘浙张淡色衣裤，儒雅、白皙。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浙张还是北京新侨饭店的一名服务员。“1993年有朋友带我去山西五寨打猎，一到那儿就像进了天堂。在北京要么山势太陡，鹿一放出来全跑到山顶上，都知道那儿安全；要么一天走四五十里，只能碰上两三次放枪的机会，还没反应过来野鸡已经没了。”

　　直到现在，五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从来不出煤矿安全事故，因为它是山西少数几个不产煤的县之一。刘浙张觉得丰富的野生动物本身就是挺好的资源，如果当地愿意拿出来，他负责在北京做市场，大家可以合作开发。

　　“我们是山西第一家狩猎场。当我提出狩猎是产业的时候，人家都笑话我：开玩笑吧，纯粹是玩，怎么能是产业？一开始我自己也怀疑。”

　　到林业局去办手续的时候，刘浙张吃了一颗定心丸。“林业系统内部了解国外狩猎业的发展，他们没有任何成见，关心的只是法律程序的问题。”

　　筹备了近5年，1997年刘浙张的“猎场梦”算是水到渠成。“1996年《枪支管理法》出台，很明显个人不能再持枪出去打猎了。当时北京市收缴登记在册的枪支是1万多支，按照从前一个人可以拥有两支枪的规定，至少有5000名以上的狩猎爱好者。我们办一个猎场，有一批合法的枪放着，这样的源头还能没有活水？”

　　打鸡不如侃鸡

　　第一年刘浙张的猎场就赔了。

　　“打猎这个圈子很保守，大多数靠朋友推荐，对广告不感兴趣。”一直到2002年，猎场知名度上去了，生意才逐渐有了起色。每年从9月中旬到来年的4月份是刘浙张最忙碌的时候，他在北京和五寨之间来回奔波，组织一批批中外猎手进山。

　　最让刘浙张难忘的经历都在“狩猎”之外。“黄土高原上一户农家窑洞，我们十来个人，稀里哗啦都上炕了，盘腿一坐。这家主妇说没什么好吃的，给摊了20多个鸡蛋，端了一大脸盆出来，还有他们自己中午要吃的莜面卷。就是把莜面剂子用手掌碾成长条，手指一卷往屉上一戳，摆满了上笼蒸熟。我们蘸着碗蒜汁、撒点盐，就着一大盆摊鸡蛋，香！又想弄点酒喝。主人家答应得很爽快，半个多小时还没来，原来70多岁的老爷子现到山下小卖部去买，正扛着一箱往山上爬。我们临走给钱主人家死活不收，意思是不值那么多。

　　野生动物都是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生存，那里人活得比较艰辛，但没什么太多的奢求，有一点就特别满足。你去打猎的时候，能接触到社会和人性中久违了的最本质、最淳朴的一面。”

　　刘浙张有一个要好的同学是国旅的副总，刚开始拉他去打猎总推托没意思、工作太忙，过了两三年终于被说动了。一行人扛着枪进山打了半晌饥肠辘辘，瞅见老乡在收土豆，先挖了二三十个出来，搂一把柴火，把土豆往火里一扔又去接着刨地。闻到烤土豆的香味，所有人都挪不动脚了，问都来不及问，往地上一坐掰开就吃，抹得脸都是花的，你看我我看你哈哈大笑。

　　“我这位同学说打猎有没有意思不知道，不过吃饭最香的就是这顿。他现在上瘾了，到季节就走一趟，回城里继续什么都不爱吃。”

　　刘浙张有句名言：“打鸡不如侃鸡刺激。”很多人都问他，五寨除了打猎还有什么娱乐。等到一个地块一个地块打完，回到住处才知道，最享受的莫过于烫上一壶酒，大家凑在一起一通“神侃”。等到吃饱喝足吹够了牛，谁都不提卡拉OK了。

　　中国没有狩猎产业

　　“天子脚下的人，有天子脚下的‘毛病’。北京的需求比其他城市旺盛，我们做得比其他同行要好一点，被我‘害’的人95％以上都是回头客。”但是刘浙张依然认为中国只有各自为战的狩猎场，并没有真正的狩猎产业；只有“猎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猎人。

　　“北京1000多万人口，只有密云、房山两处猎场，加上河北、山西，猎场不会超过两位数，全国不超过3位数。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在内，都是惨淡经营。我们到现在只卖了几十张消费卡，真正意义上的会员还没有。有家号称皇家狩猎场的都易手好几主了。没有规模怎么能叫产业？”

　　五寨一年有多少收入？

　　按照它去年的报价，包括食宿、车辆、枪弹（20发）、导猎费、猎物费�熛�3只�牭人�有项目，每人一天800元。

　　“五寨有40支枪，最大的接待能力是一天40人。按照一年180天的狩猎期计算，最多能接待4000－5000名客人，入账400多万。由于我们借用的是当地的接待能力，其中一半收入要划出去。而客人平时都要上班，打猎多集中在节假日和周末，如果每天接待40人，一年只有1000多名客人。有猎场声称一天能同时接待100人，你去问问它有多少支枪？除非它把不打猎的同伴也算上。”

　　“最大的障碍在观念。不少人听说打猎第一反应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都颁布十几年了，连麻雀都保护，你们怎么还敢打猎？其次就是到目前为止，狩猎场的规模小、水平低。匈牙利那么小的国家有200多个猎场，动辄成千、上万公顷。而在供国内打猎的猎场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面积太小，一般只有五六千亩，还没过瘾猎物已经跑到圈外去了。”

　　刘浙张认为还有一个不能称之为产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批高水平的参与者。“就我而言，最多也只是一个爱好者、参与者，不是猎人。我们有好多猎人嗜杀，只要有猎物在会没完没了地打，打光才罢手，这让狩猎充满了血腥味，不招人待见。”

　　一位好猎人对自然界的体会是具体而微的。他要学会分辨兔子蹬蹬的脚步声、野鸡行走时的唰唰声，寻找脚印、粪便、羽毛，了解季节、风向、气温。

　　″我见过我们国家级的兽医师和国外一位猎人辩论。一块去了皮毛的肉，兽医师凭目测、加热、燃烧判定是羊肉，猎人则认为是鹿肉，因为脊椎骨跟羊的不一样。兽医师私下告诉我：那个人，有点意思。”

　　但在国内猎场，寻踪辨迹的活儿几乎全由导猎员代劳。“冬天，老玉米砍倒之后还有茬子留着，一群野鸡在地里啄食，脑袋埋在玉米根后面，跟我们相距还不到5米。我看了着急：那么大一片，怎么不开枪？！可是大家端着枪四顾茫然，除了老玉米根什么也没发现。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这种状况，不认识，不会辨认，要先从扫盲开始。”

　　狩猎就是花大钱，受大罪。打狍子，清晨天不亮就得上山蹲守，打野猪得熬到三更半夜。美国SCI的会员一年花在狩猎上的时间是一个月，大部分时间用来跑步、进行力量训练。他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地方存活。

　　“我们陪过一名70多岁的老人进山，到了海拔4000米的时候他就不行了，回来直流眼泪，他觉得他老了。”

　　“我们的情况是没越野车代步基本没人打。越野车都有空调，载着你开到山上，导猎员告诉你这儿有东西，几个人下去趟一遍，10分钟打完、收回战利品，开着车再找下一块地。说到底是在城市里享受惯了，还是希望舒适。

　　除了五寨这类狩猎场，北京有不少郊区狩猎游也搞得有声有色，但刘浙张认为打猎不能这么“整”。“弄一个大网子罩起来，把鸡扔进去，能听到它摔到地上的声音，然后人也钻进去打这个鸡。它都没有逃跑的权利，那还是打猎吗，直接去屠宰场不就完了？”

　　跟国际同行谈什么？

　　奥林俱乐部每年组织国内的狩猎爱好者参加在美国举办的SCI年会，去年2月，刘浙张还在拉斯维加斯的年会上见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年会有两三千个摊位，跟狩猎服务有关的参展商都会去。衣食住行，整个产业链都在那里，连猎人专用马桶和套马桶的袋子都有人提供。有的服务商在卖路线，到非洲、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去打羚羊、水牛、狮子，类似于旅行社卖欧洲游；有的厂家在介绍自己的枪弩、瞄准镜，进行场地试射；还有一些猎人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讨论某一款枪的射击性能、使用者反馈、狩猎知识和动物知识；或者拍卖标本。谁打的盘羊角最大，组织每年都在作记录。花2万美元打的，在那里可能要拍到20万美元。”

　　刘浙张感慨道：“没什么说的，做成这样就是一个产业。根据SCI的统计资料，他们有三四万会员，每人每年的打猎费用约为1．5万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他们每年要拿出29天半的时间去打猎，这才是真正的奢侈。所以SCI会刊上很早就打出卫星电话的广告，因为这方面的需求特别强烈，猎人要保证走到天涯海角还能控制公司。”

　　虽然参加年会是为了促进中外狩猎界的交流，但刘浙张觉得跟国外同行没什么可交流。“大家都知道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们除了打鸡打兔，到野猪就很困难了，狮子、大象见都没见过。没有刊物、协会，俱乐部的活动主要是打猎，偶尔会组织一点聚餐和小规模的比赛，比如打打飞碟。”

　　“我到现在只是觉得很困难，但也没有什么悲观的地方。”刘浙张的态度挺明确，支持国家林业局，希望把这个产业往好的方向推一推。“拍卖延期，按照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做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到有强烈的需求。中国没有这个产业，我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