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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劲松，许多人眼中的“诉讼狂人”。因为地铁站不设计厕所，乘客无法如厕；火车上就餐、购物或乘客退票时讨不到发票之类的“小事”，从2004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等单位告上法庭。这几次公益诉讼让郝劲松一举成名，一些人称他为“维权斗士”，另一些人则视他为“刁民”。
记者：谈谈你对法商的看法与理解。
郝劲松：我所理解的法商是一个人内心对法的认知、对法的信任、使用法的动力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法商新概念的提出，符合当今的中国国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民众普法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
记者：你怎样评价自己法商水平？
郝劲松：我觉得我是一个对社会有正义感，对国家有责任感，勇于用法护法的公民。从学习法律到认知法律，到使用法律的过程来看，我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法商。
记者：你打公益官司的初衷是什么？
郝劲松：法律确有不足之处，需要弥补与改进，而不是逃避使用法律。通过个案诉讼唤起人们对某个关系全体公民权益问题的关注，促进问题的解决，彰显法治的力量。通过诉讼可以使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使当事人的思维趋于理性化，可以有效地发泄不满、愤怒等情绪，防止纠纷升级为对抗性活动，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记者：打官司的感受如何？
郝劲松：从2004年夏天开始，我先后7次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其中三次针对铁路售货、用餐、退票拒开发票，两次针对税务机关拒不履行“查处不开发票”的法定职员，两次针对地铁花费纳税人的钱却不设计公厕及收费不开发票。我认为：胜诉了可以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心，败诉了也可以昭示出诉讼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我状告北京地铁不设计公共厕所及收费不开发票后，北京地铁复八线从无到有在所有的收费厕所配齐了五角的发票，并被西城区地税局追缴偷漏税2万余元；三次起诉北京铁路局也使得铁道部联合发文：从3月1日起，在全国的火车上配备特别印制的铁路专用发票，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彻底结束，国家的税收也随之大大增加。这些都让我感到快乐。
记者：你觉得一个高法商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子？
郝劲松：我所理解的高法商的公民，不单单是一个法律术语，还应该具有应有的素质：看到邪恶知道愤慨，看到弱者懂得同情，能独立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能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卑躬屈膝。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勇敢地站出来，依法理性维权，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能运用法律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记者：通过这些官司，对公民、对社会、对政府有何建议？
郝劲松：对公民来讲，要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中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转型期，每一个公民都责无旁贷，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把法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
对社会来说，对出现这种官司的人和事件，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如果每个人都墨守成规，对不法现象熟视无睹，忍让退缩，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李文、李刚等人，社会应该少一些“炒作”的指责和冷嘲热讽。
对政府而言，必须学会倾听民声，吸纳民意，一个国家的法治框架要想日趋完善，首先要政府法治化，如果政府做不到依法行政，那么依法治国就无从谈起，而且可能会迎来更多的诉讼。
记者：谈谈你对王海、李刚、李文的看法。
郝劲松：王海的打假，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国人所熟悉，虽然也有人对他的打假获利的动机表示质疑，但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获利也未尝不可。
李刚状告卫生部及牙防组的案件曾轰动一时，它向社会揭露了牙防组不具备认证资格，但却借认证行为聚敛钱财的行为。虽然一审法院驳回了对卫生部的起诉，但法院随后向认监委及卫生部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处罚牙防组违法认证的行为。本案发生后，市场上很多牙膏的外包装已经撤掉“认证”字样。
来自大洋彼岸的李文，颇具其父李敖的斗士之风范，来北京后接连提起诉讼直指我们习以为常的陋习，她的系列诉讼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记者：你以后怎么打算？
郝劲松：以后希望能成立一个法律公益研究中心，招募一批志同道合者，用使用法律的方式来宣传法治理念，以促进法治的进步与发展。
学业完成后，希望去一所高校教授法律课程，去传播一些火花，一种法治的理念，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他们是否具有法治意识对这个国家的走向至关重要。学校的氛围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作学术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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