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郑州市区常住人口330万，其中，流动人口100多万。昨日，针对流动人口管理，郑州市政府初拟《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将在9月30日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

　　该规定征求意见稿指出，在郑州暂住3~30天的要进行暂住登记，居住30天以上的，要办“居住证明”，但办理该证明要交工本费。由于“居住证明”与暂住证有类似之处，此举被认为是恢复暂住证。（详见今日本报Ａ03版）

　　未必是倒退

　　■王攀（市民）

　　经济学上有个观点，叫发展并不等于进步。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比如暂住证的取消，可以视为一种发展，但这种发展未必就是一种进步。当初全国一些城市取消暂住证，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政行为乘一时之快的匆忙之举。

　　但事实证明，暂住证取消后，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因此打破。去年12月，率先取消暂住证的沈阳，之所以29个月后重新恢复，就是因为新规定的流动人口到公安机关登记的制度，并没有多少流动人员主动配合，从而给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现在郑州也要恢复暂住证，我相信是管理无法跟进而被迫的选择。正如郑州一位交警所说的，“郑州的治安案件有80％系流动人员所为。如何管好外来人口，将直接关系到郑州这个大都市的治安秩序。”

　　应该看到，此次郑州要恢复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暂住证。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行政行为的倒退；我更倾向于把它当做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只要恢复后的暂住证能够避免或减少其负面作用，比如降低暂住证办理费用，在处理有关暂住证问题时做到人性化执法等，就没必要一概否定。

　　我相信，随着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随着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的不平等的逐步消失，暂住证最终还是会被取消的。当然，这需要政府的行政智慧。

　　是一种懒政

　　■李东垒（市民）

　　恢复暂住证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因为外来人口在“治安、卫生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这种理由值得商榷。让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固然可以便于管理，但不能为了便于管理就让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

　　按照这种逻辑，不如辟出一块地方，把外来人口圈养起来，禁止他们四处走动，只能埋头劳作，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圈养式管理更便于维护治安，称得上最一劳永逸了。但这可行吗？仅仅为了便于管理就让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其思维与圈养式管理如出一辙。

　　必须意识到，暂住证这一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非正义性。作为一国之公民，谁也没权力遏制他们的迁徙自由，谁也不能限制他们劳动的自由。

　　在城乡二元制备受质疑的今天，暂住证这一符号无疑具有极大的歧视意义，城市管理者当务之急不是去办暂住证，而是回归外来人口的种种权益，赋予他们应该拥有的各种权利。恢复暂住证，显然与一个城市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

　　三年前取消暂住证，展示了城市管理者开放、睿智的施政思维；三年后开历史倒车之举，在管理上是一种失分，不仅挫伤外来人口的积极性，也将招致舆论的负面评价，这势必伤害政府的形象，因此不是明智之举。

　　应强调服务

　　■张勇（职员）

　　暂住证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兼管理与服务的双重功能。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暂住证的管理职能往往被畸形放大，而服务职能却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因此，暂住证每每成为公众舆论抨击的对象。

　　此次《规定》在强调暂住证利于民警执法的同时，并没有更多涉及如何加强服务职能，这也使得此次恢复暂住证更像是一种简单的倒退。

　　当初取消暂住证的消息曾经令无数人欣喜不已，认为这意味着管理理念的改变。但是从暂住证的迅速“复辟”来看，取消暂住证并不意味着管理理念的改变，或者起码这种转变是打了折扣的。正因为如此，一旦警方在管理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就依然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传统的“管理中心论”思维模式，事事以方便自身管理为前提，而不是以加强服务、保障外来人口利益为目的。于是，也就会不惜损害自身形象而甘愿顶着舆论的压力将暂住证迎回。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要坚决反对恢复暂住证，而是想说暂住证应当更多地着力于强化服务职能，以平衡其管理职能，从而真正使之成为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良性制度，而不只是简单的“复辟”。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决策中暴露出来的草率和朝令夕改，也足以因为这一张小小的暂住证而引起必要的反思。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