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村代养重刑犯子女的民间努力
大连民间组织代养19名重刑犯子女，期间3年，面临资金、注册、国家政策空白等诸多难题
核心提示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从2003年开始代养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该组织负责人潘芏说，目前全国只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织，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而2005年的数据统计，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潘芏在进行社会救助时，深感其中问题的错综庞杂。资金来源，合法注册以及民间机构的自身规范发展等，都是至今仍困扰着潘芏的问题。
□本报记者 刘伟 大连报道
今年7月，海亮被送到儿童村后，终于可以不流浪了。
海亮，12岁，在外流浪已经2年。他父亲在2004年被判重刑后入狱，他就浪迹社会。今年3月，他扒着火车，从辽宁铁岭来到大连，继续混迹在城市街头。最后，他来到了大连的“爱在海边”儿童村。
海亮在村里生活后，变得不像以前焦虑。但儿童村的负责人潘芏在面对海亮时，心情并不轻松。到目前为止，这个儿童村只代养了19个重刑服刑犯人的未成年子女。
但是，潘芏在调查后发现，仅辽宁省有代养需要的服刑人员大约就有12000人。而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人数已超过60万。
“可全国类似大连儿童村这样的民间代养组织只有6家，救助孩子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潘芏说，所以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但儿童村———这样一个民间的社会救助机构，其发展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境。潘芏从大连儿童村初创时，就参与其中。她深知其间的艰难。国家的政策、机构自身的完善，社会对这些孩子的偏见，所有的问题至今都围绕着潘芏。
海亮的浪迹生活
和海亮一样，儿童村代养的重刑犯未成年子女都有浪迹生活的经历。
在海亮的记忆里，父亲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打骂。父亲喝酒喝多了打他，遇到烦心事了也打他，什么时候打累了，什么时候停手。
海亮的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爷爷奶奶常打她，爸爸也不管，妈妈就走了”。此后，海亮的父亲先后给他找了三个“妈妈”，海亮说，每一个“妈妈”对他都不好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被捕入狱后，海亮就在外面“混”。饿了拣别人吃剩的，困了就倒地而睡，“房顶、桥下常睡。”小海亮说，“有一次睡在人家的瓦房上，一翻身掉了下来，半天没缓过气来，在地上趴了许久”。
“谁能打谁是老大，开始总挨打，后来每次打架都往死里打，慢慢的就只有打别人的份儿了。”回忆10岁时的自己，海亮一边看着儿童村的院子，一边笑得很天真。
潘芏曾看过去年国家司法部出具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目前，重刑犯子女是少年犯罪的高发人群，由于父母入狱，无人管教，流浪街头，极易落入犯罪团伙，成为新罪犯。河南曾破获的三十九个未成年犯罪团伙，其中三分之一是像海亮这样的“孤儿”。
海亮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一样，来了之后也取了一个和“海”有关的名字。儿童村的希望是，孩子在这里的生活能够像海水一样荡涤孩子的心灵，冲刷掉他们内心曾有的苦涩记忆；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
翻开儿童村前后代养的儿童档案，海亮的经历并不特别。他们的背后，都有一段因单亲或双亲入监而人生轨迹突遭变故的痕迹。
“石头”是最早来到儿童村的四个孩子之一，因此他的名字中没有“海”。
石头以前在家的名字叫“傻子”，其实孩子很机灵。石头的父母是在打工的工地上认识的，草率的婚姻，在他8个月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母爱的缺失，使他像一根草一样长大了。
母亲走后，他先跟姑姑一起生活，后来姑姑结婚，又有了孩子，没有石头容身的地方，父亲出去打工半年一年回一次家，直到最后入狱。
石头随后开始了在亲戚家“东家吃，西家睡”的日子。他的脸上老是会莫名地落下疤痕。他姑姑看不过去，将他送到了儿童村。
石头刚来儿童村时7岁，这么大的孩子左右不分，不识钟点，每顿饭非吃得走不动了才罢休，原来以前每天只吃一顿饭，“饿怕了。”石头说。
儿童村的创始人之一杨梅老师介绍说，来这里的孩子，之前大部分都有流浪的经历，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心理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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