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捕

　　他们体会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这4个身怀绝技的警察，让当地人联想到一部武侠小说——《四大名捕》。

　　威宁，是乌蒙高原的中心。它位于贵州最西部，与云南、四川接壤，18个民族共120万人口在此聚居。地形复杂、人口贫困、文化素质低，使得此地的治安一度处于混乱状态——1999年前，该县每年要发生不少命案。

　　来自警方的统计说，全国20％的逃犯会跑到乌蒙高原；而在本地作案的人，七成会隐匿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

　　“我1998年到这里就职，接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积累下来的几百起命案。”威宁公安局前局长林科俊说。王俊卿则称，抓捕中队亮相时，在册的逃犯有近700人，其中大半属于重特大逃犯。

　　而威宁警力严重不足——全县共360名警察，只有逃犯的一半；另外是无经费保障，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两个难题，导致很多大案经年不破。

　　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不满。有人举家搬迁，走前把公安臭骂一顿；更多的人——比如周二全案中的受害人——数千村民集体上访。这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因为有人借用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地名形容威宁——“恶人谷”。

　　林科俊决定成立一支专业队伍追捕逃犯。他精挑细选出16名警察，组成4个追捕小组，以3个月为限，考察其能力。4个小组捷报频传，久抓未获的杀人嫌犯杨永泰在“实验”中被捕。

　　4个小组中，王俊卿和陈文光带的小组抓获逃犯最多，林科俊让他们“强强联合”，1999年4月，“追捕中队”成立，共4名成员。这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缉逃队伍。

　　现年44岁的王俊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追捕中队中队长，是灵魂人物。他当兵时就练就百步穿杨的枪法，数次交火，都在百米外击毙狂奔逃犯。此人也擅长谋略，《孙子兵法》、《军事谋略与追捕战斗》总是放在枕头下面。由于领军者的勇气和智慧，在几千次追捕行动中，中队无一人牺牲。

　　白皙敦厚的陈文光，也是一名神枪手。“实验”3个月内，他率两名刑警抓获重大逃犯13名。

　　张美德是“大力士”，能双手各夹一个体重150斤的逃犯奔跑十余公里山路，背负50公斤重物翻越2500米高山。他能用十余种方言唱山歌，化装后，他曾高唱山歌进入寨子，迷惑逃犯。此人一顿能吃5斤面条，或100多个鸡蛋。这也给他带来麻烦——1000多元工资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妻子不得不蹬三轮车挣钱维持家用。

　　赵强被称为“飞车王”——可以在陡峭的山路上，只用两个车轮着地前进。当车的某个地方出现损伤，他凭听觉就能查出问题。

　　“我喜欢虎的猎杀”

　　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他的绝技是千里追踪术。而威宁“四大名捕”也把“盯”发挥到了极致。王俊卿说，只要任务一下来，他们就盯着不放，直到拿到逃犯的线索，锁定他的行踪，“他走路我们也走路，他攀崖我们也攀崖，追他到天涯海角”。

　　当追捕中队盯住越狱5年、一路抢劫强奸的顾稳才后，双方在交火中跑出10多公里。“四大名捕”追得兴起，索性甩掉鞋子狂奔——田地刚被翻过，土质特别松软，总是钻进鞋里。逃犯最终被击毙在一座小山上。

　　另一个抓逃犯的诀窍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名捕”们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打斗。那种出手时的迅猛，如同扑向猎物的虎。

　　“我喜欢这种动物，它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雷霆一击。”王俊卿说。

　　为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是，在逃犯将要出现的地点设伏。

　　这是耐力和毅力的比拼。王俊卿最难忘的伏击是2001年初夏进行的。“四大名捕”在废弃的农舍中蹲了7天，那间屋子散发着浓重的潮气，蚊子、跳蚤把他们的皮肤咬成了荔枝皮。但忍耐，让他们最终成功。

　　而在每次行动前，四人都要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要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及在当地的人缘。”王俊卿说。比如，逃犯在当地人缘不好，就可大规模地调动公众；否则，只能用秘密手段探听消息。

　　无数智谋在抓捕中被使用。对付杀人者管小兵时，“四大名捕”曾声称“撤退”，结果成功地引诱对方出山。抓捕杀人犯冷名时，王俊卿扮成买肉的农民，走到逃犯的卖肉摊前，一把擒住了对方。一个目睹此幕的女人惊叫：“我的菩萨天，哪个晓得他们是公安啊！”

　　威宁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称：7年来，“四大名捕”共抓获逃犯1400多名，其中重特大逃犯429人，包括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及各地公安机关督办的69个凶徒。

　　此间，“名捕”已历三代，但始终保持着4人编制。赵强、陈文光先后调任他职，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宋杰是新“飞车王”，金云赛擅长格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