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遗书的经历让欢镜听对生命更加敬畏。

　　对话人物

　　欢镜听，41岁，重庆江津文化馆干部。曾做过建筑小工、机关打字员、总经理和厂长等。31岁时，因侵占财产罪被判入狱。1996年10月到1998年4月，狱中的欢镜听接受了给死刑犯人写遗书的任务，倾听了130多名死囚的故事并记录下他们最后的留言。今年9月1日，其纪实作品《我为死囚写遗书》经过修订后再版，引起社会关注。

　　行刑前十几小时代写遗书

　　记者：在你写了这本《我为死囚写遗书》之前，好像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种“工作”？

　　欢镜听：其实在监狱里为死囚写遗书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我之前有其他人在写，我出狱之后也有其他人在写。但是在我所在的重庆的那个监狱，我服刑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个工作一直交给我来做，过去没有固定一个人来做，我做得比较久。

　　入狱前，我是个文学青年，有点文字功底，而过去的遗书代笔人文化素质都不太高，死囚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通常会记得很长，文字不通顺，看起来云里雾里的不知说的什么事。我是让死囚先说，说完再把内容提炼出来，一、二、三……这样简明扼要地记录，不超过一页纸，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明白，也容易通过警方的检查。

　　记者：遗书为什么要找人代笔呢？欢镜听：其实监狱里并没有明文规定死囚的遗书要找人代写，只是他们已经被判处了死刑，警方害怕笔在他们手中时会发生意外，而且死囚都戴上了脚镣手铐，也不方便拿笔。

　　记者：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给死刑犯人写遗书？欢镜听：一般是离执行死刑只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候。记者：那什么样的人会被选出来给死囚写遗书呢？

　　欢镜听：一般警方选择的人，都是刑期比较短、因为经济类案件服刑的犯人，这些人在牢里叫“经案”，他们和暴力犯罪的“刑案”不同，逃跑的可能小。

　　第一次写遗书不敢进死牢

　　记者：你内心接纳这个任务吗？

　　欢镜听：这个任务一开始对我来说完全是命令，我内心非常不愿意。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死囚，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才会有这个下场。那时要让我面对面地给他们写遗书，说实话心里非常地抗拒。

　　我记得自己执行第一次任务那天，在死牢门口站了几分钟都不敢进去。那是1996年的冬天，重庆是个山城，晚上雾气很重，我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

　　记者：你见的第一个死囚什么样子？

　　欢镜听：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当时还不到20岁，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叫艾强。我进去之后，坐在铺盖的另一边，把稿纸和钢笔放在铺盖上。因为紧张地浑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我划破了好几张稿纸。

　　记者：他们的遗书都是留给亲人的吗？都表达了感人的悔过？

　　欢镜听：也不尽然。也有写给曾经最亲密的朋友，有个犯人的朋友曾教会他唱知青歌，他的遗书就是写给这个朋友的，内容也是一首歌。当然艺术也不都是温馨感人的，也有表达最后的仇恨。

　　记者：遗书怎么样转交到死囚指定的人手里？

　　欢镜听：遗书转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死囚留下的电话号码，通知电话主人来监狱取遗书；一种是按死囚留下的地址，邮寄出去。我的任务，就是把遗书写好交给警方，剩下的都由警方来做。

　　记者：你能见到来监狱取遗书的人吧，他们见到遗书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欢镜听：在犯人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亲属就不能探视了，因为害怕他们串供。所以当遗书接收人来到监狱的接待室的时候，都很激动。一般都是我接待他们，把死囚的遗书和遗物整整齐齐地交给他们。除此之外，我还会用我的方法来安慰他们，比如告诉他们死囚说过，要他们坚强地活下去，尽快把他忘掉。其实死囚可能并没有这样说过，但是不这样说，我自己心里难受。

　　他们都希望来生不再做“坏人”

　　记者：你主要接触的是哪一种死刑犯？

　　欢镜听：主要是两类，贩毒和抢劫杀人，其中过失杀人的最多。此外，官员贪污渎职这些罪犯有专门的监区，我接触得不多。

　　记者：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死刑犯？

　　欢镜听：接触了很多死囚后，我的内心开始变得麻木。但是有两个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死刑犯人对生命的那种留恋，让我的情感开始复苏。他们是同案犯，一审都判处了死刑。

　　其中一个认定复审会维持原判，自己必死无疑，所以他反而显得很放松。但是他很年轻，还没有成家。因为民间有种说法，没有结过婚的男人，到了阎王爷那里会被打800杀威棒，于是他就每天给自己喜欢的一个香港女影星写一封情书，写完之后大家互相传看，看完就开他的玩笑，他晚上撕掉第二天再写。

　　另一个以为自己有改判的希望，他信佛，在牢里的时候，他把一张佛祖的卡片供起来，每天早、中、晚三次给佛祖磕头，每星期的两次肉餐也都不吃了。

　　但是结果正好相反，由于法庭认定信佛的这个犯人在案件中起了主要作用，而写情书的这个只是协同，一个维持原判一个改判死缓。宣判的时候，两个人都瘫倒在地，一个痛哭流涕，对我说：“我每天给佛祖磕头，为什么还要死？”一个瘫倒之后马上跳起来，从胸腔里爆发出那种狂喜的哭声，当用专用工具给他卸掉脚镣手铐的时候，他一边疯跑一边狂叫“改判了……”

　　许多死刑犯都相信有来生，都希望来生不再做“坏人”。

　　这段经历让我变得对人更宽容

　　记者：接触了这么多死囚，你对他们的看法有没有变化？

　　欢镜听：有很大变化。过去我没有真正走近死囚的时候，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当我接触了130多个死囚，我发现，有个别人是因为非常小的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才导致最后的结果。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尽量去“关心”他们，把他们当人来看。

　　监狱里有个小小的迷信，一个死囚上路的时候，由别的犯人在他生前睡过的地方点上3根香烟，倒着立在地板上，如果香烟顺利地燃到根部，表示他们在行刑时比较顺利，也会顺利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对此，我会为交代过这件事的死囚一丝不苟地做这件事，其他死囚看见了，就非常信任我，所以在他们上路之前，一般都会提出要求见我最后一面。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用写书来记录自己为这些死囚写遗书的经历的？

　　欢镜听：我想表现出他们在走上不归路之前，人性深处那些有亮色的东西。一个死囚在临刑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忽略你身边的任何一件小事情，否则就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记者：出狱后，你对生活的看法是否发生了变化？

　　欢镜听：有变化。出狱后我的一些生活细节让我的家人很意外。比如喝完的矿泉水瓶子，过去我直接就扔到垃圾桶里了，现在我一定要用小刀把瓶子划破再扔掉，防止它们被卖到废品收购站重新装上不干净的水出售。做好事时，在好事前加上一把锁，这是我在狱中得到的感悟。

　　坐牢以前，我的心很硬，对人不宽容，也听不进别人的反对意见。出狱之后，我的家人都说我的心变得很软，对人很宽容。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情感、观点，也会有嫉妒心，这就是人。

　　但是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感，做事没有底线，这就非常可怕了。（《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