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露头角的天才将军

　　□本报记者 李红平 寿蓓蓓

　　土城战役是长征途中最为凶险的战役之一，陈赓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1935年1月28日晨，从遵义北上的红军在多处地方受到阻击，如果在青杠坡歼敌成功，红军就可以摆脱追兵。苦战后，红军夺得了青杠坡山头，但川军不是情报上所说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2个旅6个团1万余人。午后，川军的援军越来越多，山头阵地失而复夺。在紧急关头，朱德要亲自上前线。朱德、刘伯承带兵上了前线，连总司令都上了战场，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

　　在本次重走长征路途中，电视剧《亮剑》，屡屡成为这些“长征后代”们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开国大将陈赓之子、前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陈知建少将。

　　陈知建对《亮剑》有兴趣是很自然的事，《亮剑》主角李云龙出场时是一个团长，这个团隶属于八路军129师386旅，其旅长便是陈赓。陈知建介绍，李云龙的原型，似乎就取材于其父手下的三个部下。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李云龙的角色身上，似乎可以看到陈赓的影子。陈赓去世后，组织上称其为“军事天才”，这是一个很少用的词。而陈赓军事天才在抗战时期就已显露。

　　他所领导的386旅以灵活的游击战连挫日寇，日军恼怒之余，在“扫荡”时曾在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386旅”的标语。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甚至称“386旅为中国最好的旅”。

　　然而，在之前的长征中，这位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却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长征开始时，陈赓是军委直属干部团团长。这个干部团的性质相当微妙：虽为军委的近卫部队，但团长却是个“问题人物”——陈赓一年前在上海被捕，当年在东征期间曾被陈赓救过一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未遂后只得将其释放，却被怀疑为已叛变而停止党籍，接受审查。

　　所以，长征初期的一些战役，均与陈赓的干部团关系不大。需要干部团出马时，形势往往万分危急。比如遵义会议后不久爆发的土城战役，因情报失误——敌军人数是估计人数的4倍，红军危在旦夕，当时“连总司令朱德都端着枪上阵了。”

　　在土城战役的青杠坡战斗中，红军的第14次、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便是陈赓的干部团上阵的。所以，“这一仗我印象非常深刻。”陈知建说。

　　童年：记忆中的陈赓

　　由于川军又有许多兵力增援，使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敌人步步进逼土城，一直攻到了军委指挥部的前沿。在这个关键的战役中陈赓出场了。

　　“我出生于1945年，当时，谁都不知道何时能取得全国胜利，但我父亲却给我取名‘知建’，也就是要我知道如何去建设一个新国家。”

　　一岁多时，陈知建和母亲傅涯一起撤离延安。在此之前，陈赓已坐飞机飞抵山西前线。“当时是‘四八’空难后不久，据说上飞机时每个人都背着一个降落伞呢。”

　　那几年，正是陈赓军事才华的进一步迸发期。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而他的对手则是他的黄埔故旧。“我爸那些黄埔军校的同学，很多都是他的对手，像胡宗南就是他的同班同学。胡宗南气得每次打仗时，都是咬牙切齿遥指北方，‘陈赓啊陈赓，我不打掉你，我誓不为人。’”

　　陈知建记得，军队在广西缴获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乘坐的两辆全新的天蓝色别克车，“漂亮极了，张云逸让我父亲先挑，他看了看车子，就挑了李宗仁那辆，张事后才知我父亲发现了那辆车的后备箱有李宗仁的指挥刀，后悔不已，我父亲可乐坏了。”

　　1950年，陈知建随全家从昆明去北京，进入育英小学读书。罗瑞卿等元勋的子女都在他们班，之后陈赓又奔波在朝鲜战场，打完仗又马不停蹄地去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直到1955年，一家人才长时间住在一起。陈家的房子位于灵境胡同，是原唐山铁道学院一位教授的院子，此前，则是“前清某不入流的小税务官的宅子”。“教授和小税务官住的房子，你想想能有多好？”陈知建说。

　　在陈赓的女儿陈知进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慈父的形象。陈知进说陈赓非常喜欢孩子，甚至经常带着她，到本不准小孩进去的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卫兵一看是陈赓，也不敢阻拦。

　　但童年的欢乐并未持续太久。1961年3月16日，刚过58岁生日的陈赓，因第三次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

　　陈知建后来才知道，父亲早在渡江战役时，就曾对部下说，他预感自己活不过60岁。在朝鲜战场时，他又再次提起。在陈知建看来，这无疑是陈赓传奇人生的又一个传奇。

　　子欲承父业

　　这时，毛泽东命令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率领干部团增援。干部团临危受命，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出其不意地一个猛冲，敌人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说：“打得好，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初中毕业后，陈知建不想读书了，就是想当兵。结果，被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拎到父亲骨灰盒前，狠狠教训一顿。陈知建只得读完高中。但考大学时，还是报考了父亲亲手创办的哈军工。

　　毕业后，陈知建在沈阳军区做了5年技术工作，又回总参工作9年。1983年，因中央军委欲改变军队中指挥员的知识结构，陈知建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那次，全军共有200多名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分两批集中到北京军事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学习，一年后分配到野战部队当师团级干部。

　　这批学员中，除陈知建外，还包括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粟裕之子粟戎生等不少开国元勋的后代。

　　就在去军事学院的前一年，陈知建曾跟一位想拍陈赓电影的剧作家，访问那些熟悉陈赓的人。对父亲的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父亲原来是这么伟大的战将。”

　　而这次采访，也激发了陈知建对战争的浓厚兴趣。所以，当听说去军事学院学习后可以去野战部队时，“可把我乐坏了。”

　　毕业后，陈知建本想申请去粟戎生所在的67军，“我知道那个军即将上战场。但硬把我分到我父亲当年指挥过的主力部队之一——陆军40师。”这显然是陈知建的莫大遗憾。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打过仗”

　　到陕北后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斗。在一次战斗中陈赓坐着担架上阵，战斗结束后，陈赓说：“担架，我的担架呢？”

　　1984年10月，陈知建到陆军第40师报到，任师副参谋长兼120团代理团长。

　　此时的陈知建，更加羡慕刘太行和粟戎生。“他们的老爹活得长啊，有人指点，而我没有。”

　　　 后来，陈知建的弟弟将陈赓去世前仅写了一个提纲式的《作战经验总结》给他寄来。看了之后，陈知建说，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全都是他最想知道的。但全都是提纲”。

　　无奈之下的陈知建只得“拼命地学习，到处找资料来看。”

　　但学习实战经验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作为一个学生兵，如何管理一帮大兵？”

　　在40师，陈知建能够见到很多其父当年的老部下。有一个最典型的李云龙式的人物——昆明军区离休的副司令员查玉生。他曾两次救过陈赓的命。陈知建经常到他家里去。

　　第一次去时，对方上来就摸陈知建的腰。“我说你摸我腰干什么？他说我看你带枪没有。我说我带那个干啥，现在不让带。他说，‘混蛋！你当了团长了居然不带枪！’”

　　陈赓的部下有很多李云龙式的人，这些人喜欢陈赓，“李云龙那样的干部，可喜欢他了。实际上，在部队里，李云龙这样的英雄好汉们，不是谁的话都不听的，他总要崇拜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比如刘帅（刘伯承）是不能不崇拜的，他的命令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爸的话也是。”陈知建说。

　　自从那次被臭骂之后，从此每次去见查玉生时，陈知建都得“在门口把枪拿出来，哗啦，子弹上膛，搁到兜里，再走进去”。

　　他甚至开玩笑说，“刚开始不敢骂人，后来敢骂人，就好多了。”

　　虽然脾气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但另一方面的问题又来了，虽然很快由团长提拔为副师长和军副参谋长，但陈知建管的工作与带兵打仗关系不大。后来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后，陈知建被派去任副司令员，虽然军衔升为少将，但实际上，主管工作却脱离了正规部队。

　　“一点都不佩服我这个少将。都没打过仗，算什么少将？”陈知建说。

　　2003年，陈知建58岁时到点退休，服役39年。他还记得父亲当年的讣告里说陈赓参加革命后是“39年如一日”，所以陈知建笑称，“我也是39年，当然质量没法比啊。”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打过仗。所以我特别能体会《亮剑》中李云龙没仗打了后的那个失落。我就更失落了，一个敌人都没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