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就在东北境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从各个方面对我东北地区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侵略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1927年初，日本国内连续发生金融危机，震撼了日本朝野。使日本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冲击，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趋加剧。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不仅直接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且也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为了转嫁这种危机，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阴谋发动对东北地区的武装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公然否定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声称等待时机，以得寸进尺的方法独占东北，再进入内外蒙。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实际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干涉中国内政，欲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侵略政策。

　　为了给武装入侵制造借口，《纲领》编织了日本与东三省“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作为接壤邻邦的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等一系列谎言，以掩盖其妄图武装侵占的实质。

　　日本帝国主义在寻找武装入侵东北的时机，同时为使这个时机早日到来，首先决定除掉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驻守沈阳。张作霖本来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起家并称霸东北的，但是随着他地位的逐渐上升和势力的增强扩大，对日本构成威胁，日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军方认为，再依靠张作霖攫取东北已不现实，必须抛弃“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于是下决心除掉他。

　　1927年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要东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权中设置日本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张作霖不接受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时当准备使用武力”。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空大元帅，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应“内孚民望”。因此对日本强加的种种侵略要求，或予拒绝，或借故推托。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决意除掉张作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兵讨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时，张作霖决定从北京撤回关外。日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派间谍侦察张作霖准备坐哪月哪日火车逃往关外，并搞清列车经过的地点及准确的时间，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皇姑屯，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炸车，在此埋入黄色炸药30麻袋。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左右，当张作霖率同要官及武官随从乘坐的专列经过皇姑屯附近时，轰然巨响，烟尘冲天，桥毁车翻，张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被甩出几丈开外，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死亡。

　　为什么日军要制造皇姑屯事件呢？只是要炸死张作霖就完事了吗？不！按照日军预定的计划，河本大作事先在沈阳大和饭店前集结了足有一个旅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上尉紧急集会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日军内部没有协调好，阴谋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海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够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指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就会发生。”由此可见，这是“九一八”之前日本武装侵占东北的一场预演。

　　日本炸死张作霖，欲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却换来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总揽东北军大权，决心与国民党联合。日本人恼羞成怒，又大肆制造武装入侵的舆论。

　　首先制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说。1929年12月，松冈洋佑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恬不知耻地叫嚷：“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这就是松冈的强盗“逻辑”。

　　1931年9月6日，政友会头目森恪抛出《紧迫的满蒙对策》，不但重复了松冈的陈辞滥调，而且进一步声嘶力竭地鼓吹道：“日本消耗了20亿国费，并以10万同胞之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的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之满洲里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月，他在名古屋演讲中竟然宣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为中国人民立了天大的“功劳”，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个省。”妄图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是“满蒙生命线”说。日本人胡诌什么，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利益线”，“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的第一线，每年移民一万尚不为多”多奇谈怪论，这就是日本到处散布的“满洲生命线”说，其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就是“武装占领满蒙”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大造事变和战争舆论，抛出这样的论点：“发原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瞧，他讲的真“娓娓动听”，还给侵略行径戴上了文明的桂冠。

　　石原莞尔还进一步鼓舌道：“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满蒙到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上亦可有救。如因占满蒙而引起中日战争，则干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这是对日本政府“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政策的进一步注释。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日本帝国主义先制造一系列侵略中国的舆论，为紧跟其后的行动做好准备。尔后，紧锣密鼓地进行武装入侵的部署。

　　1931年，东北的中国军队约近25万人，驻守沈阳的军警即有2万多人，而当时关东军则仅有万余人，且分散在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就占去了6个大队的兵力，机动能力也较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不进行周密的策划是不敢贸然行动的。

　　关东军的幕僚们通过一番策划，制订出了“以寡制众”的谋略，首先攻克沈阳城，然后向外辐射，占领整个东北。他们还商讨了若发生事变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这一总的原则方案。

　　方案出笼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事端，寻找发动事变的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日本首先在吉林省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恶棍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500垧，租期10年，租契明白规定必须经县政府才能生效，而郝却不经批准即擅自将地转租给朝侨李升薰等人。李等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鲜人在伊通河截流筑坝，开渠10余公里，无理占用中国农民耕地百余垧，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险，中国农民派代表百余人来交涉此事，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警察60人携带机枪到此以保护现场为名横加干涉。

　　7月1日，万宝山地区的中国农民眼见自己的土地将面临水淹之患，忍无可忍，遂集合500余人填渠，并与李升薰一伙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并抓走多人。2日，日方又增派警察40名，架设机枪督护李等继续施工，有意制造民族矛盾。由于日本的挑唆，后来事态逐渐扩大，朝鲜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华浪潮。一周之内即有百余华人被残杀、160余人受伤。

　　以延边学生界为代表的各界人民，向国内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制造惨案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扑灭挑拨中朝民族感情的恶魔”。南京、上海等地群众也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日本国内有人乘机鼓动向朝鲜和中国东北增派军队，并声称：为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这真是欲找借口，何患无词。

　　在九一人事变前夕的沈阳，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日军在此多次进行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驾机枪，作攻城演练，还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训练，而且在沈阳东站附近修建了3座炮台。

　　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了北大营围墙。17日这一天，竟然有两个日警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同日，沈阳的日本军人们臂缠黑纱，齐集沈阳南站的“忠魂碑前”，大喊大叫，发誓要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另外，关东军还将秘密运到沈阳的2门24厘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装置在守备队的营区内。

　　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日军在调兵遣将，紧密部署。他们有计划、有预谋策划的事变，很快就要爆发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九一八事变》 米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