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辉

　　为了给上海南站城管分队储备人力，徐汇区城管大队开展了6年来首次基层执法队伍招聘，在“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报名要求下，报名者中出现了三名研究生和两名“海归”。最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恒林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徐汇区首个正规院校毕业的“硕士城管”。

　　硕士当城管是不是大材小用呢，能不能对城管形象有所提升呢？笔者觉得这些争议本身就暴露了我们的从业观念所存在的弊病，即对于如何从业，我们总是强调其对社会的利弊，而很少关注从业者本身的感觉，即使偶尔关注了，我们也大多停留于经济的算计，而鲜有基于心理的考量。

　　硕士当城管可能算大材小用也可能不算，可能会提升城管形象也可能不会，但这些争议对从业者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人才浪费还是城管形象都是一个抽象的社会问题，而从业者所关注的只是具体的个人问题，比如这一工作适不适合我，从事这一工作我会不会快乐等等。撇开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不谈，而急于得出那些社会问题的答案，终极目的无非是将一种社会道德强加给从业者———硕士怎么能当城管呢，这不是浪费教育资源吗？这么做本身就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不道德行为，因为从业者不必非要为了社会道德改变自己，他们有权利只关注一己之好。

　　有人会说：大材小用不仅仅是浪费社会资源，对从业者自己也不好啊。如果单向度的以经济逻辑审视可能的确如此，一个上海交大的硕士完全有能力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而不是月薪2500元的城市管理人员。然而，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创富过程，而是夹杂着个人心理、家庭背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找工作常常是更接近于一种“唯心”而非“唯物”的行为，因而在评判硕士当城管之时我们决不可以仅仅囿于经济算计，而必须综合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待遇高低与工作好坏并没有必然联系。顺着这个逻辑，只要交大硕士李恒林自己乐意当城管，一切的指斥都应停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一个社会中最珍贵的东西是自由，“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按道理，随着学历的提升与能力的发展，一个人的择业自由是越来越大的，一个文盲可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一个硕士既能从事体力劳动也能从事脑力劳动。可事实似乎不是如此，一个硕士只能从事那些“大材不小用”的工作，否则就会遭到舆论的非议，家庭的责难，一种囿于经济的算计正在将高学历者的自由一步步削减。发展竟然缩小了人们享有的自由，我觉得这也是让人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