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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1公里多长的泥泞路，成了周圩村村民们心头的痛。
王建锋 摄在志愿者的推动下，村民们终于组织起来，合作修路。
王建锋 摄
从7月27日到8月3日，8名来自各地的高校师生组成支农志愿队，在没有学校安排、没有政府接待的情况下，在凤阳县周圩村帮助农民组织起来，铺一条一直未曾修好的路
一句问话捅开了马蜂窝，“既然不相信别人，那你们来起头”
此次到安徽凤阳的共有8个支农志愿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刘老石、上海财经大学老师曾纪茂、上海海事大学学生王建锋、安徽农业大学学生方玉伟、浙江大学学生孙泽民、南京农业大学学生彭影、南京农业大学学生王一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徐声伟。
7月27日下午，志愿者们在临淮镇镇长的介绍下来到周圩村。这个村离镇上约5公里。汽车离开水泥大道一拐，就上了颠簸的乡间道路。这是正在整修的路，“村村通水泥路”工程要从这里铺到村口。车到村口，路越发泥泞起来。与这条坑洼不平的泥路不同，两旁的小楼房看起来要气派得多，多是钢筋水泥楼，墙面铺着瓷砖。
听说来了大学生志愿者，村民赵开林家门口的水泥地上一下子聚集起四五十个人，热情地欢迎他们。
“我看你们村的房子一栋比一栋盖得漂亮，这条路怎么烂成这样？”曾纪茂问道。
这一问捅开了“马蜂窝”，现场吵成一片，村主任与群众吵，东村人与西村人吵，这家跟那家吵。群众当面指责干部，干部又怪群众不讲道理。志愿者们被晾在一旁，成了局外人。
村民刘家德，高中毕业，有些文化，又在外谋生多年，见多识广。但他脾气急躁，一说到修路，就认为一定要干部带头，但话锋一转，又流露出对干部无法信任。村民张兴荣，几乎是文盲，脾气死犟，他也认为村民要广泛参与，可说到出钱修路，却又支支吾吾。现场的争吵，最后变成了这两人的针锋相对。
“吵了几年，连个屁都没讨论出来！”村主任一看这架势，气得扭头就走。
教师刘老石社会经验丰富，看到这个场面，就激村民：“你们说别人不行，那你们来干，行不行？”志愿者们此次下乡，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了解能不能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做些实在的事情。
“没钱啊！”村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刘老石又问：“修好这条路要多少钱？”
“如果修主干道，应该只要5000元。”刘家德说。张兴荣也帮着算了算：“1．7公里，差不多5000块。”
“既然不相信别人，你们俩起头，大家跟着干，行不行？”刘老石又问。
刘家德和张兴荣都摇头。刘老石一脸调侃：“你们两个，吵得最厉害，我看也是只说不做。”
这一激，他俩几乎跳了起来。“钱难筹啊，大家未必都听我们的！”刘家德又说出了一个难题。
“我们给3000元，剩下的你们去筹。路一修我们就付钱，行不？”刘老石赶紧说出自己的计划。
村民们一听有人付钱，就来了劲。刘家德和张兴荣也振奋起来：“起头就起头，我们干！”
刘老石拿出纸和笔，两个带头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村民赵开林和车风广也加了进来，修路出现了4个带头人。
周圩村有两个村民小组，周东组与周西组，周东69户，人数大概260多，周西90户，人口约360。刘家德等4人都是周东组的村民。为了兼顾周西组的利益，志愿者们决定在周西再找4个代表。刘思廷是周西组村民一致推选的，他又提名刘思田、闻庆元、陈吉德加入。
“我们代表可以出义务工。” 刘家德说。
其实，村民代表的作用不仅仅是出义务工，而要负担更大的责任，比如制订修路方案、负责筹集资金等，有时还要牺牲个人利益。
确定修路方案一波三折，“真要合起来，难”
7月28日下午，志愿者们把村民代表找来研究确定修路方案。代表来了6名，周东的4个人都来了，周西的代表只来了刘思廷和闻庆元两人。
方案的确定过程，就是村民利益的协调过程，而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在农村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会上，就修哪些路段的问题，代表们又争吵起来。
“拿不准他们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曾纪茂说。会议不欢而散，方案悬而未决。
方案不能及早确定，不仅无法开展修路工作，而且影响村民代表的积极性。第二天上午，志愿者们再次把村民代表召集起来，在两个小时里不停地和周东、周西的代表协商，终于确定了一个方案：从村北“村村通公路”水泥路终止的地方修进村，一直修到村西出村口，约0．7公里；从赵开林家门口分岔到村头出村口；从村西向北到村口。
志愿者们和8名村民代表对通过的方案进行资金预算。“如果以路面宽3米，沙石铺10厘米计算，大约要700立方的沙石，以每车20立方计算，要35车，以每车400元计算，要1．4万元。加上留点余地，估计得1．5万元，而把募集3000元算在内，村民还要每人拿出20元。”曾纪茂说。
“这份修路方案是在志愿者一步一步追问下形成的，其实对他们内部分歧，没有真正了解。”曾纪茂说。但有了方案，仍让志愿者们高兴。他们把方案写在4张红纸上，分别贴在村中央、村东、村西、村北，向全体村民公示。
为了引起村民重视，志愿者们还贴出一张通知：当天晚上7点半在村民赵开林家开大会讨论修路事项。志愿者们分成几个小组挨家通知。几乎每户都对修路表示欢迎，表示会准时参加。
然而，当晚7点半，村民才稀稀拉拉来了十几个人，到了8点，也不过二三十人。“这是自己的事，却没什么参与的热情，真叫人费解。”曾纪茂说。
公示也没有得到村民重视。很多村民虽有看法，却没把公示当回事，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在农村，没有听到意见并不表示没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虽有不同看法，但不愿意也不习惯把自己的意见进行主张。
正因为还有村民对方案有异议，因此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困难就很大。村民们一听要拿钱，各种反应都有。有的认为路没有办法修；有的以过去也集资修路但没成功为由不肯交钱；更有的二话不说，直接拒绝。
志愿者方玉伟说，大家对集资修路的方法基本都能接受，但普遍担心没人能管好这笔钱，比如说，会不会有人从中捞一笔，路反而修不好？
为了取得村民支持，志愿者们耐心解释：“这次修路与以往不同，一是主持人员不同，是由村民推选出来的代表；二是管理不同，账目将完全公布，并且随时可以查账。”到7月29日晚上，志愿者们从村民中共筹集了1730元。
钱没有筹齐，志愿者的压力还是很大。曾纪茂不无感慨地说：“单个的村民都认为有必要修路，都了解合作的理念，等真要合起来就难了。不少人互不信任，对公共事业相当冷漠，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最困惑我的问题。”
路修好了，志愿者欣慰中仍有遗憾
路开始修了，可村民积极性明显不高，很多人观望，既是看大学生们的能力，更是看几个村民代表的表现。
村民代表是这次修路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从一开始就要参与，比如确定修路方案，筹集资金，解决修路的技术问题。而且，村民代表承诺在修路时出义务工。在义务工已经取消多年的情况下，这份承诺就显得不轻。
村民代表赵开林是泥水匠，平时话不多，做事很能吃苦。“参加修路，完全是受大学生支农队感动。”他说，“做代表好处没多少，坏处一大堆：出义务工，我没时间去挣钱，损失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不管做得好不好，总会有人说你不好。”曾纪茂同意赵开林的看法：“一些村民怎么也不肯相信村民代表是义务出工，他们甚至质问村民代表，谁会那么傻，没有钱也出工呢？”
更让村民代表难做的，是如何协调村民利益，一旦没有摆平，就会遭到村民指责。一天晚上，一村民指责赵开林多管闲事，双方就争吵起来。原来，有户村民新媳妇过门了，但户口还没有迁过来，那家以此为由而少交20元。村里人看到公布的账目后，就质问村民代表，为何这家4口人却只交3份钱。赵开林一解释不要紧，没想到就惹来麻烦。
修路的技术问题，同样摆在村民代表面前。7月29日下午快6点，拉石料的车一进乡道，就陷在松软的泥路里。要把车拉出来，就要卸掉一半。此时，只有两名村民代表在现场。让曾纪茂感到惊讶的是，附近村民居然没有一个愿意来帮忙。无奈之下，两名代表和大学生们一起动手，把石料从车上卸下来。村主任看到后，颇为感动，赶紧跑回村里，吆喝着：“我们的路，大学生都在帮忙修，自己怎么倒不动手呢？”在他的鼓动下，村民们纷纷拿着箩筐扁担，帮着一块运石料。
技术问题远远比村民代表开始想的复杂得多，而志愿者们也不懂工程施工方面的专业知识。村民代表和志愿者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我们走的时候，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让我们欣慰的是，走后几天，听说路已经要铺好了。”
让曾纪茂略有遗憾的是，这次修路在组织上仍有缺陷。他说：“本来是想让村民自己负责，村民代表管事，村民监督，但看来他们还很缺乏这样的经验和方法。因此，如何把村民组织起来给公共事业做点实事，依然是个难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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