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津市新出台规定，不孝敬父母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9月14日《山西晚报》）。

　　从古到今，中国人对为官者一向是高要求的，为官者既要才干出众、政绩斐然，更要有高尚道德，在这其中，“德”占据主导性位置———为官者能力平平、政绩一般，百姓也许还可原谅；但如果官员在道德上存有污点，比如无视人伦，打骂父母，他简直就形同禽兽，人人得而口诛笔伐之。

　　然而，要求官员德才绩三位一体，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其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学者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深刻地论述过，他认为“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中的一大顽疾，严重阻碍中国法律精神与契约意识的成长。

　　正因如此，“依法治吏”成为世界上法治国家的共同追求，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公民不指望他完美，只要求他尽责尽职。

　　这样的评价标准比“不孝敬不提拔重用”的道德性标准更合乎人性，也更有实效。更重要的，它还可避免后者难以操作的尴尬：某个官员孝顺不孝顺，当事双方才深知其味，除非父母告到法院去，外人又如何知道内情？为了落实这个规定，难道要派专人蹲点长期跟踪，以便确认考察对象是真的孝顺还是假装的？

　　官员作为国家公务员，是否提拔重用，我觉得更简洁明了、也更可行的途径就是按规则办事：你足够优秀吗，看你是否符合现有的评价标准。

　　这种契约化的评价与选拔机制，精髓就在可量化———法律法规明确官员的权责利，官员履行好职责，就可享受相应待遇；如果不作为或违法犯罪，自有国法惩处。除此之外的事，属官员的私权范围，政府不干涉。政府倡导人人都做好儿子、好丈夫，但不越权强制，因为事实证明，行政权过多介入私人领域，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公务归公务，私德归私德，这是一个常识。我理解山西河津市的规定是出于对如今一些官员“官德”败坏的担忧。但，一些官员“官德”败坏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干部考察标准不完备，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没有严格遵守制度规定提拔官员。

　　修仰峰（福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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