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光芒四射，在长空一闪而过，迅即消失。寿生有如中国文坛上空的流星，光芒四射，一闪而过。然而，流星消失后，散落于地球的是陨石，寿生从文坛消失后，留下的却是至今闪光的宝石。因此，寿生毕竟不是文坛的流星。

　　这是我初读《寿生文集》之后产生的第一感觉，或曰直觉。根据有关记载，寿生在北京公开发表作品的时期，只有短短的几年，也就是从1933年到1938年。但一个作家的成就，不是仅仅用发表作品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只活了二十四岁，他从事音乐创作和发表音乐作品的时间，不会比寿生发表文学作品的时间长得了多少，然而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却是许多搞了一辈子音乐创作的人望尘莫及的。寿生不也是如此？他的小说竟然上了只发表评论文章的刊物《独立评论》，而这个《独立评论》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所主编。寿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小说不是偶然的一次两次，而是十多次。收入《寿生文集》的十二篇小说和一篇民间故事，除两篇之外，全部为《独立评论》所发表。而且大多数作品都由胡适亲自在编后记中给予了中肯的点评，这样的殊荣，在贵州文坛上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呢？一个从贵州山区走出去的学生，寄住在北大所在地的沙滩，既非北大的正式学员，也非胡适先生的至交好友、远亲近戚，能以得到胡适的如此关注，当然不是送“红包”、走门路，而完全是作者的作品质量所决定。胡适的编后记有这么两句话：“我们相信这是写实之作，所以虽不愿意发表，却不能不发表。”不愿意发表却不能不发表，从胡适的这两句话里我们能体味到什么？不愿发表如前所说，是刊物的性质所然；不能不发表也如前所说，并非出自压力或人情什么的，而是编者为作品所感，做出了破例的举动。“描写内地的黑暗与残忍，我们读了之后，真不能不为民族前途寒心。”这便是一个政论性的刊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寿生小说的原因。不仅如此，胡适还将寿生的小说当作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向读者和青年作者推荐。他在向当时的文学青年陈企霞推荐寿生的《乡音》和《新秀才》时，明白地指出：“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这便是胡适对寿生作品的基本评价。时隔七十余载，再来翻阅寿生的小说，边域旧貌再现眼前，正如胡适点评中所说很可以作为史料来看。这足以说明寿生作品在文坛上的分量了。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受到另一个文坛巨人鲁迅所褒扬的，还有同是黔北文学青年的蹇先艾。所不同的是后者终生以文为业，没有离开过文坛；而前者则是来去匆匆，消失于文坛(不再公开发表作品)，给后人留下了遗憾。虽云如此，他在文学史(特别是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在《寿生文集》的序言和附录里，何光渝、余未人、陈远德等已对他的小说作了较详尽的评说，这里不再赘述。

　　在肯定寿生文学成就的同时，不能忽视他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所发表的评论性文章。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文学生涯的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作家，对其所生存的社会现状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通常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上。与此同时，他也免不了要用其他形式：时论、政论乃至杂文、随笔等类文体来表现。寿生评论性文章的鲜明特点，便是从周围的琐事出发，由浅入深，夹叙夹议，用“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用语和论述都有较强的文学味。因此，将它们视为杂文、随笔，也不失其应有的份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述性文章中反映出来的立场和观点，在对寿生的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他的第一篇论述性文章：《谈谈专制问题》，提出了“权力专制”和“旨趣专制”的论点，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至今对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所谓“旨趣”，我的领会是指理念、理想和宗旨一类意识形态。这是往往被一般研究专制文章所忽略的。寿生在北平的几年，正值“9·18”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从他当时所发表的评论中，可看出他当时的立场和观点。193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寿生发表在《独立评论》187号，即1936年2月9日的文章：《对学生运动之观感》中所指的“这次学生运动”，毫无疑问便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编辑后记”说它是以“观客”的观察点写的，并特别称颂文章末尾建议学生“自己做主人，还要自己做观客”的观点。编者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认真阅读，就不难看出作者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学生运动一边的，所谓“观客”并不是一味“客观”的第三者，而是既要激烈又要冷静的意思。文章的前半段直接批驳那些指责学生运动为“欺骗”、“盲从”、“幼稚”等等自不用说了，即便是文尾的三点建议，虽云“观客”却也是从策略上为学生运动献计，其用心可解可嘉。何光渝先生的文章提到：当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之后，寿生写了批评胡适观点的公开信，质问：“先生奈何不详查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照当时胡适对寿生的关注和帮助，应当说他是寿生的恩师，而且处于学术界名高权重的地位，一般攀龙附凤者趋之犹恐不及，何敢冒犯？寿生此举说明他是文品与人品双臻的坦荡青年，大有“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气概。这样的文人品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寿生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文坛。自抗战伊始离开北平南归，直至1996年以87高龄辞世，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文艺作品。他并没有停止创作，而只是没有公开发表。但当今社会已不是文艺作品主要靠民间传阅抄本的时代，没有公开发表实则就是离开了文坛。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遗憾之余，关心的读者和研究者们，便自然地要将它作为一个“谜”来解剖了。从目前来看，已开始出现各抒己见的现象。其实，一个人的经历往往千变万化，难以琢磨。决定一个人行止的因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必然也有偶然，乃至两者的结合。用常规的观点和某种思维定式去作出想当然的推断，往往是靠不住的。了解寿生者莫过于他的至密亲友，综观寿生先生自抗战回乡后的经历，我同意申远初先生对他父亲的分析：“寿生的未发表文章，以我体会，与人们猜测的社会环境因素没有多大的关系”；“寿生的文坛消失与他和胡适的关系并无太大的联系，或者说不是主要原因”。申远初还谈到他父亲是一个“工作迷”，自参加政府工作之后，“踏遍务川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乐此不疲”。沿着这一线索和思路，或许能找到“谜”底，寻求出寿生离开文坛的正确答案。至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寿生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作品的答案。

　　作者：龙志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