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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张道真教授，学外语的人都不陌生，他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虽年届八旬，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却不逊色于唱着流行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中美友谊大学，要创办北京外语培训学院，要着力改进中国的英语教材，立志苦干十年，提高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把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赠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暑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强化英语听说教程》，今年他还要在北京出版一条龙教材《实验室英语》。新学年开学了，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开考之际，笔者采访了张道真教授。
1.参加英语考级不如参加英语比赛
笔者:近两年，小学生参加英语考级的热潮有增无减，您作为英语教育专家，很想听听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张道真:大概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吧，我很理解父母们的苦心。但我认为小学生英语考级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考级里面有假相，并不能代表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多年来，大学里有四级英语考试，但有多少拿到4级证书的学生有4级英语水平呢？
笔者:家长让孩子们考级，一方面是想提高孩子们的英语水平，但更多的考虑是让孩子拿到考级证书后去上一个好的中学。
张道真:以考级作为上好学校的筹码是一个误导。我希望家长和老师都不要把学生往考级方面引导。
若真想提高小学生的英语水平，引导小学生多参加英语活动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尤其是英语比赛活动，比如班级比赛、校级比赛、区级比赛、市级比赛等等。参加英语考级不如多参加英语比赛，学校和教育机关应多组织形式多样的英语比赛活动。
笔者:此种现象已存在了，应该如何管理呢？
张道真:我是不先赞成小学生考级，但现实如此，死堵是无济于事的，要正确地疏导或引导。我想考级的证书肯定是教育部门颁发的，这说明教育部门已经默认了此现象，要么就公开明朗化，比如编著适合孩子的考级教材等等，要么就采取别的方法，比如规定好学校招生不得以英语考级证书作为条件等等。
笔者:不过，小学生的英语教育确实很重要。
张道真:是基础，很重要。多年前，我曾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建议在小学二三年级开设英语，在人成长过程中的5~20岁之间是学语言的最好时段。
笔者:您以前一直在大学任教，几乎很少关注中小学的英语教学。
张道真:是的。我1950年回国，次年开始编教材，但想的只是为大学生编教材，为大学生教课。当我意识到中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时，已年过花甲。我今年要出版一套一条龙教材《实验室英语》，这套教材共20册，小学8册，初中6册，高中6册。我这次要下十年苦功，为中小学英语教学事业开个好头。
2.外语教材要理顺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领先，读写跟上
笔者:张教授，您的《实用英语语法》、《现代英语用法词典》、《电视英语》、《自学英语》、《英语听说》等多种英语类书广为人知。最近您又出版了《强化英语听说教程》，请问这部教材有何特点？与您以前出的教材有何不同？
张道真:这套教材的突出特点是强化英语听说能力。一是强调口语化，二是内容丰富多彩，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三是面向现实，实用性强。相比而言，这套《强化英语听说教程》在听说方面较之其他教材更突出一些。
笔者: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道真: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语言的主要作用是交流，若没有交流能力，就达不到国际交流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学英语的人不下几千万，而学了能用的只有百分之几，说明大部分人没有学到能够使用的水平，十年苦功付诸东流。另一方面，任何语言的使用，听说的频率远高于读写的频率，听说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孩的成长，早期几乎是在声音中度过的，在声音的反复刺激之后才开始发音学说话的。我把编写教材的侧重点放在听说方面，也是符合学语言的规律的。笔者:请您谈谈我国以前的外语教材。
张道真:可以。我回国就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当时该校属外交部，培养的人才多数到外交部战线工作。我在编教材时就注意口语化。不过受时代的局限，当时教材中语法、阅读和写作的分量还是多一些。考试也是以读写为主。我认为外语教材要理顺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现在国家开始了口试，这非常好，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同时也说明我编写的教材符合国家的要求和发展的趋势，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笔者:您认为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很重要？
张道真:一个人的成长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很多。我觉得教材要大众化普通化，但一定要有水准，有分量。一部好教材会影响几代人。但好的教学方式更重要。应该说教材是根据教法编写的，有好教法又有好教材，就会给成长者的心灵播上幸福的种子。
笔者:请您谈谈年轻时受外语教育的情况。
张道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受的基础教育，当时的老师都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英文好，很优秀，我在那里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在南开中学我还参加了一位美国老太太举办的《圣经》班，那位老人给我一部她从美国带来的英文词典，这部词典在当时中国很难买到。我学《圣经》不仅提高了英文水平，还受到《圣经》博爱思想的影响。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外语教材和老师都是一流的。《大学英语》是范存忠教授编著的，他是外语系主任，留学哈佛，他的语感非常好，说得很亲切很好听，现在很难找到他那样高水平的英语老师。还有很多老师都对我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3.10多年的探索，成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教法
笔者:您在外语教学方法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多年前李岚清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表扬了您对外语教育的贡献。请您谈谈您在教学方法上的探索情况。
张道真:我从1972年开始教学方法试验的研究。教师们都知道，每个班都有几个学生，有些中等学生，也有些差的学生。作为老师，要把好的学生教好，也要把差的学生教好，提升集体的整体水平，这是我们做教师的责任。
70年代我教10个班200多学生，怎样把这200多学生教好，我是动了脑子的。我先把每个班的好学生挑出来组成一个快班，然后把10个班合并成5个普通班。普通班每周上2小时的课，快班每周上4小时的课。无论快班抑或普通班，我都让每个学生录音留下来给我听，我每天就如同批改作业一样听每个学生的录音，每个学生听几分钟，然后记下来给每一个指导意见。这样反复坚持下去，就有了很好的效果。不过这还是试验的初级阶段。
笔者:那后来是如何深入下去的？
张道真:传统的外语教学是“一支粉笔一张嘴”，老师只管在台上讲在黑板上写，老师讲了写了就完成任务了，学生收获多少就另当别论，结果出来的都是哑巴英语。我在大量的反复听学生录音的同时，给学生大量的“练”的机会。功夫是苦练出来的，仅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方法，恐怕很难练出真功夫。
我在让学生“练”的过程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背诵，背诵可以强化记忆，认真刻苦的背诵可以让大量的东西留在大脑里，时间长了就变成自己的了。我要求学生把课文、练习和问答都背得滚瓜烂熟，达到轻松复述的程度。二是强调量。教材再好其内容也是有限的，我经常加些教材以外的内容。比如我每天请一位外籍老师作报告，先让学生以听为主，然后把录音录像留下来，让学生课后反复模仿复述。我常常鼓励学生们见机会就说，大胆地说，反复地说，强迫他们说，有成就就肯定，有困难就帮助。
我的好学生都是在我的教学方法中练出来的。我经十多年的探索，成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套方法后来借助语言实验室就更加完备了。
笔者:请介绍一下语言实验室的教学特色。
张道真:语言实验室是高科技的产物。是“文革”之后从日本进口的。我多年来一直在语言实验室里上课。我的学生每周的英语课至少一半在语言实验室上，我深深体会到这种教学法的优越性。前面说的一条龙教材《实验室英语》也是为推广实验室教学法而编写的。具体说来，在语言实验室里相邻学生间有隔板，可同时讲话互不干扰。每人面前有一台录音机，可以把自己讲的话录下来。老师课后可以审听，打分。在语言实验室里，学生成了演员，在老师指挥下进行各种活动，一节课主要是练习:练复述，练回答，练对话，练翻译，练看图说话。天天苦练，必有成就。语言实验室给每个学生同等的机会。
笔者:您的教材有了，教学方法也有了，您如何向社会推广，实现您提升国人英语水平的愿望？
张道真:我想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学校里推广，让普通学校用上我的教材和方法，我为他们培养英语教师。这要花大力气。我准备学孔夫子周游列国宣传我的教材和教法，帮助老师学会使用“语言实验室”。二是创办张道真英语培训学院。在这方面我已经有成功的经验。我2000年在深圳创办了张道真培训学院，2003年又在山东创办了张道真培训学院，今年将在北京创办，还准备在上海、武汉等地创办张道真英语培训学院。
我没有钱投资办培训学院也不从培训学院赚一分钱，我所办的培训学院都是一些热爱教育事业的朋友投的资。我只愿贡献我的教材、教法和经验。我今年80岁，想再奋斗10年，实现我提升国人英语水平的愿望。在“科教兴国”的大业中，外语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希望在辛勤园丁们的培植下，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外语人才和数以百万计真正掌握外语的科技人员，到那日中华民族腾飞的日子就不远了。
4.他翻译了世界名著《包法利夫人》
笔者:我知道您的大名是读《包法利夫人》。您在这本名著之外，还翻译了哪些作品？
张道真: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了《包法利夫人》，后来出版社认为我翻译得很不错，又让我翻译了《瘸腿魔鬼》，政府又让我翻译了《乡下佬》和《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三册)。
笔者:《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品，您是从法文还是从英文翻译的？
张道真:《包法利夫人》、《瘸腿魔鬼》以及《乡下佬》(波兰)都是从法文翻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三册)是从英文翻译的。我在大学里学了两年法语，有点基础。后来到华盛顿大学留学时一位美术教师建议我一定到法国去感受法国的文化艺术并赠我500美金路费。在这位老师的鼓励支持下，我后来到巴黎大学读了8个月的比较文学，这样才把法语学成了。我很喜欢《包法利夫人》，回国时就把这本名著的法文版带回来了。
笔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学两种甚至更多的外语，您觉得有必要吗？
张道真:我觉得学好中文和英语就可以了，够用了。但多学知识总归是好事，也是值得鼓励的，不过我觉得要想学第二种外语，一定把第一外语学好之后再去学，不然会混乱，两种语言都学不好。
笔者:您有这么好的语言天赋，有没有想当作家的愿望？
张道真:我认为天分重要，但勤奋更重要。我对语言的把握来自我勤奋的阅读。我10岁以前家里每天给我4个铜板吃早茶，我每天都要拿出一个铜板去租书看，那时我就读文学名著。10岁时父亲去世了，我生活困顿，就到图书馆借书读。初中毕业，因为没有钱，就考取花纱布公司当职员，但老师认为我这么做太可惜了，就资助我读高中。大学时期我就是靠稿费生活的，我业余时间到《妇女月刊》当了编辑记者。那时我常到上海去向曹禺、巴金、钱钟书、杨绛他们约稿，那时我很有当作家的愿望。在大学期间我编写了《德国抒情选》、《泰戈尔短篇小说选》、《中国现代诗歌选》。前一本出版了，后两本都丢失了。
笔者:那非常可惜！
张道真:真让我心痛可惜的是《世界文学巨匠》一书。那本书有30多万字，融进了我的文采和思想。那是我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写的。我在华盛顿大学毕业时正准备在那位美术老师的建议下去法国，可此时，我的范存忠老师来信让我去哈佛看他的同学。我到哈佛见到范的同学，他的这位同学就留我在哈佛念书，我没有钱，他就建议我读旁听生，于是我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我每天旁听完课之后就一头钻进最好的图书馆里阅读。我在哈佛图书馆里阅读了当时已有的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每位大师读10本，我读得非常激动，在激动中，我想把那些大师们介绍到中国来，于是从人物和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着手写就了30多万字的《世界文学巨匠》一书。
我把这部书稿带回中国，“文革”期间要向党交心，我便把这部书稿交给了那些没有文化的领导们。可领导们并不知道这部书稿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更不理解我著书的艰辛，就更不懂得珍惜和保护了。后来我去向他们寻问时，他们说没有了，当成大毒草烧掉了。我欲哭无泪，无奈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一路上沉思，觉得中国的落后总是可以寻到些缘由的。
5.要创办中美友谊大学，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笔者:您退休后定居美国，在美国的生活是很安康幸福的，是什么情结又使您回到祖国？
张道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时，学校请陈立夫给学生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跟这个人对人类的贡献成正比。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1986年退休，应深圳大学的邀请，我做了4年该校校长顾问。当时想，一息尚存就应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除了想创办外语培训学校，为外语的普及和提升做些贡献，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为中美关系的建设做些有益的事情，为中美架设一座友谊的桥梁。于是1991年赴美讲学定居。我在美国讲学期间，对西方的语言教育方法有很深的体验，结识了很多高层的朋友，也与世界多个国家教育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2000年回国开始创办张道真外语培训学院，做外语普及和提升的工作，接下来要创办中美友谊大学。
笔者:创办一所大学需要很多条件，比如政府的支持、资金来源等等，请问现在准备情况如何？
张道真:我已经向中国教育部请示了，教育部给我回信支持鼓励我创办中美友谊大学。我工作过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对我表示支持。我最近准备给布什总统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至于资金可以设董事会，融资投股，这不是难事。任何事情在发生创造中是最有意义的。想法和思想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笔者:您很令人尊敬令人敬佩。您准备把这所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换句话说您的定位在哪里？
张道真:一切围绕中美友谊做文章，为了中美友谊的建设，为了中美友谊的发展。首先从语言交流开始，第一批学生从美国招生，学习汉语，一次开设英文、历史、文学、软件、生物、管理、中美关系等等专业。中国的文化有很大的优势，美国的科技、管理世界一流，把中美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互补互学，取长补短，让中美友谊源远流长。另外，我要把中美友谊大学办成一所开放式的大学。比如我们的课堂向北京市各大学校开放，其他学校的学生可以免费到中美友谊大学来听课。
笔者:您的设想很好，祝您早日成功！
张道真:我在办中美友谊大学的同时可以办中美友谊宾馆接待美国客人，办好中美友谊大学之后，可以创办中俄友谊大学、中非友谊大学、中法友谊大学、中德友谊大学……
下图为张道真(左)在接受采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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