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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吴晗、雷海宗后人回应何兆武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9-15 9:12:30 ·来源：新京报
《上学记》中，何兆武不仅对自己在那个动荡年代的求学做了回忆，也在“几个难忘的人”章节中对自己求学过的几位知识分子进行了评述。这些人中包括了雷海宗、吴晗和冯友兰等知识分子。作者所述的雷海宗，凭借着“博学”和“了不起的记忆力”，滔滔不绝地讲着宏观历史，动人而充满历史学家的浪漫。而吴晗，无论是作为“二房东”对房客的不客气，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惊惶失措”的样子，还是给学生“妄自尊大”的感觉，都给何兆武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至于冯友兰，作者则以几个事实为例，评述了其在政治方面的“天真”。
作为一名学生，何先生给出了个人的印象，而他眼中的先生们的真实形象，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对他的所述给出一个对应，我们采访了几位经历过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后人，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父辈们的。
关于冯友兰
哲学家冯友兰
何兆武谈冯友兰
全集不应是选集
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
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他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言之由衷还是言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
冯友兰女儿宗璞回应
冯先生愿望在事功
《新京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读过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说其中有一段关于冯友兰先生的文字，是否要回应。我想何先生是学者，谈论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及至耳读了这一段话，才知道确有几处属于事实问题似应略加说明。
《三松堂全集》是否要收检讨类文字，在编辑过程中确有不同意见。最后冯先生同意蔡仲德先生的意见，将此类文字收入《三松堂全集》，不过列为闰编。《三松堂全集》书已出版，翻一翻便可了解。蔡仲德一直认为冯先生的思想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有典型意义。这一点在蔡著《冯友兰评传》和他的许多文章中阐述甚详。
“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这几句话是梁漱溟先生1972年写给冯先生的，不是冯先生写给梁先生的。后来梁先生曾到我家，两位老人畅谈甚欢，《三松堂自序》有记载。以后的事，拙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已经说明。冯先生从来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没有的事可能会混淆一时，但终究总会明白。
经查《三松堂全集》诗词卷《咏史二十五首》关于汉朝的一首是：秦帝巡行东复东，赵高叛变路途中。项王倒退乌江死，汉祖继秦歌《大风》。并无“端赖吕后智谋多”之句。此句不知何人所作？冯先生不敢掠美，也不能接受据此生出的议论。
关于官本位的分析和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冯先生若热心仕途，1915年入北大时就不必从法科转文科了。
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请他去做高教司司长，他拒绝了，他离不开哲学。他在事功方面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一所大学。他在清华任文学院院长18年，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
关于《新世训》的说法是一种附会。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是一个滑稽剧，令人感慨，我们的滑稽剧还少吗？我参加了那次授予学位典礼，那却是十分郑重的。我觉得大家都是严肃的、诚恳的，都说了各自要说的话，也就很好。冯先生能说什么？
口述历史是好的方式，历史贵在真实，总要真实才好。
当然，社会变化，历史诡谲，要完全弄清，也是很难的。
关于雷海宗
史学家雷海宗
何兆武谈雷海宗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
。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
雷海宗内侄张启明回应
晚年难得后悔了
我1946年之前一直和姑夫生活在昆明，我们当时是邻居，住同一个单元里。1946年后我们搬到了北平，当时还经常往来。我当时还是小孩子，1952年，他去了天津，当时我也才14岁。到了1957年，姑夫被扣上“右”派帽子，从此我和他的交往就少了。我当时还挺同情他的。我姑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去世，而姑夫1962年10月就去世了。
我记得1961年冬天，我到南开去看他，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行了。我当时手边拿一本《控制论》，没想到他也说了几句，而且很内行，讲了些希腊语中的词源学方面的内容。
我知道他是比较正直的。
他学识上极其渊博，治学很严谨。记忆力非常好，几乎是过目不忘，对于历史事件，能倒背如流，我当时有事跑去找他，讲历史他是张口就来。
我姑夫是芝加哥学派的。1928年的时候他和我父亲先后留学于芝加哥。这个学派主要沿袭了德国的治学观点，和美国东海岸以及英国的学术都不一样。他从国民党时代开始就有不少著作遭受批判，所以后来就一直被贬，到了反“右”派的时候更是遭到了莫大的打击。雷海宗在学术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到他当时的讲座极为叫座，每次都人满为患，而且他当时身体非常好，每天都拄一根藤手杖，健步如飞。国民党的时候他常写些时评，被转载非常多。
他属于比较坚持自己看法的人。但我知道他晚年的时候难得地后悔了。他当时跟我说：“如果我是学数学的，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数学和历史一样好，本来也可以念数学，但偏偏就念了历史，后来遭了这么大的罪。
关于吴晗
史学家吴晗
何兆武谈吴晗
不太欣赏吴晗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
他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仍不失仪容，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吴晗外甥容伊回应
应该两面看吴晗
我姨爹（注：湖北规矩喊法）的教学风度，还有他是怎么做房东的，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对他做个人上的评价，各有各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我和他接触也只是小时候的事了。
我1958年上大学，1963年毕业，而他1966年就挨批了，他以前一些大的问题我也是后来才慢慢了解。
我觉得他个人道德是值得称颂的，像他和姨母的爱情就始终没有枝节。
吴晗以前总的来说追求光明，强烈地希望国家富强，所以后来很坚定地跟着潮流走。我记得挨批前一年他还告诫我：“要突出政治。”这在当年可是口号，但可笑的是，他这么有抱负的人，最后也受了很大的冤枉。
人无完人。他所遭受的灾难，不全是个人的问题，从政者必然和政治脱不了干系。
吴晗作为一名从政者，他的过失是有的。梁思成和他同时任清华教授，一心立足于古迹的传承和保护，我从我读过的梁的文字中也看出，吴晗也并非为了找梁思成的事，他最后也是通过总理和彭真来实施政策。在我印象中，吴晗不是不愿保护，只是他心底里很注重要跟随建设这个念头。我记得他当时和我谈过“地下铁路”的事，尽管当时建地铁是很耗费财力的事，但他还是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吴晗也不是什么功劳都没有。当时搞建设的时候，很多地方就近设烟囱以解决锅炉问题，他就对我说：“不赞成每个地方都一个猴子尾巴。”意思是说烟囱像孙悟空变庙后的猴子尾巴一样难看。另外，他在北京西郊建的北航、钢铁学校等，尽管有缺陷，但还是对我国的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对于吴晗，我觉得应该分两面实事求是地看，他有优点也有缺点。现在虽然官方没有对他继续追究，但我觉得对他学术上的认可处理也不是很妥当，目前市面上其他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比比皆是，可有关吴晗学术成就的出版物就很少。
清华的确为吴晗立了像，我觉得这有它的存在空间。吴晗有值得被人纪念的地方。只是评价一个人，应该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基本还算公正，而且基本上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遭受的是冤狱。当然他伤害过别人，虽然不是主导，但也参与过，人家心里有气，这也是正常的，所以后来演变成这样，说俗点，就算“报应”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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