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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专稿(记者刘永华、吴杰、樊永强)位于会理县东南80余公里的通安镇中武山村境内,皎平渡渡口江面宽150米左右,水流平缓,在清代晚期便已成为渡口,时称搅平渡。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5月3日晚,军委纵队干部团五营二连,在连长肖应棠的带领下奇袭皎平渡口,机智地夺取了渡口和厘金卡。随后干部团连夜过江,翻越中武山,打垮了前来阻击的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北上打开了通道。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随干部团过江后,立即在山洞中设立渡江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并寻找到六只大船和三十七名船工,昼夜不停地组织部队渡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7月3日,我们驱车从攀枝花直奔到了会理县。第二天,在县宣传部、县史志办和武装部有人员的的指引下,经达80多公里的山路来到了皎平渡口。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在渡口上面约200米的地方的红军渡江纪念塔。塔身两幅反映红军渡过金沙江壮阔场面的浮雕栩栩如生,塔尖上一名红军战士站在船头与巨浪搏击的塑像告诉我们这儿曾经发生的一切。河的对岸靠江边的排成一线的11个山洞,又叫红军洞。当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渡江后就住在这一排山洞中。
山洞旁边一块石碑上刻着当年帮助红军摆渡的37名船工。那些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陌生,但碑上铭写着共和国不会忘记……让我们那萧起敬。今天这里一座气势恢弘的拉索桥早已将金沙天堑变成了通途,两岸几里路的范围内早已没了渡船的影子。 张朝满生前与络绎不绝的访问者合影
当年帮助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张朝满,是那段历史的唯一最后见证人。我们采访他时,他处在半昏迷状态。同行的战士们在他耳畔轻呼唤,试图唤醒他,他却平静闭着眼。当说采访长征两个字时,老人居然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向我们轻轻点头。我们看到了他眼中含着的泪水,我们已无法破译老人心中复杂的情感。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惊闻张老逝世的消息,那段历史的最后一名亲历者离开了我们。他安详地神情充满着感伤,我们禁不住掩面而泣。
张朝满当年22岁,一直给土司在皎平渡一带当船工。1935年5月1日晚,村里突然来了一支头上戴有八角帽,帽上还镶嵌有红五角星的部队。他从村民那里得知,这就是替穷人打土豪劣绅的红军先头部队,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最近几天总是找不着土司。红军们在到达金沙江靠云南方向的南岸后,开始连夜找船渡江。他的大哥张朝廉是当年船工的领头人,带着5个船工找到了两条船,连夜将两个排偷偷渡过金沙江。当时红军以商贩身份渡江,并连夜消灭了在江岸山洞的保安队和驻守敌军连。
当时的皎平渡只有7条船,每船每次只能渡20到60人。当地统治者在红军到达之前,早已把5条船藏在皎平渡上游1里路外的田地里,另一条凿沉在江里。张朝廉当晚招呼36位船工,找回了6条小船,后来又找到了一条,船工们每6个人负责一条船,每次3人一组分班划船。
七条小船,成了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方舟。而张朝满等36位船工,就成了历史奇迹的创造者。
张朝满负责划双桨,与其他船工经过七天七夜的努力,将红军从云南的南岸,顺流划过300多米的金沙江,送到四川北岸的码头靠岸。到了晚上,红军还在码头燃起火把照明,连夜摆渡红军过江。到后来他才得知,在这些由自己摆渡过江的红军部队里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红军部队在渡过金沙江以后,先攻下江对面的狮子山,再向会理方向挺进。张老回忆,红军在走时,除了地主的船只以外,都付船工工钱和船只费用。
5月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就连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得不承认,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了。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率部从云南的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红军全部过江七天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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