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2005-12-28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我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 ”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
蒋介石这时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正下令中央军三十万进入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岂知蒋也运交华盖，“剿共”未捷又后院起火，国民党内众叛亲离，汪精卫、陈济棠大闹独立，石友三在河北挑动叛乱。蒋介石焦头烂额，顾不得理睬张学良的告急，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之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职外交部长时又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东北军抗日，反命令张学良从关外调兵帮他进剿河北的石友三。东北兵力一调再调，日军的挑衅便再无顾忌了。张学良一再提醒蒋介石说：“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赶紧拿个主意吧。”蒋却一再指示张学良说：“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中村事件发生后，东北有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张学良把东北的局势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后，蒋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不抵抗铣电”：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意图，致电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嘱咐：“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对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
张作霖的旧部马占山看着日本人处处挑衅，为所欲为，专门跑到北平找张学良说：“少帅，东洋人害死了老帅，今天小鬼子又这样横行东北，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您吱一声吧，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小鬼子，为老帅报仇。”张学良无言以对，给他看了蒋介石“力避冲突”的电文，马占山把鼻子都气歪了，一语未发，扭头便走。
日本人要在东北动手了。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年轻气盛而又争强好胜，担心他事到临头，为报杀父之仇而“逞一时之愤”，特地于9月12日，把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召到石家庄，向张学良郑重面谕：“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学良也郑重请示：“日军若是攻无休止呢？”
“可以提请国际联盟和平解决。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蒋介石十分郑重而又严肃地接下去说：“我为什么搁下繁忙的公务来这里约见你？并严令所部，无论日军如何寻衅，务必不抵抗。”
蒋氏石家庄之行仅仅过了六天，9月18日晚10时许，日军突然众炮齐放，轰击东北军驻地之沈阳北大营。
此刻，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戏将演完时，侍卫副官快步进入包厢，与他耳语了几句，他便匆匆走出戏院，飞车返回协和医院。
这时，东北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荣臻已从沈阳打来紧急长途电话，报告说：“驻沈阳南满站的日军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
张学良紧张思考片刻，蒋介石8月16日的“铣电训示”当即笼罩了思索的神经，那份密电的确提出了中国当局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两字更预示了对付今日局势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不能打。”于是，当即在电话里以无可奈何的口吻指示：“遵照委员长‘铣电训令’，避免冲突，暂作忍辱负重，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
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根基，丧失了政治前途。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敌，“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而也只能痛苦地表示：“我何尝不想奋起抗御？怎奈委员长严令‘不予抵抗’在前，只能服从。中央如有命令抵抗，决与诸君奋战杀敌，义不容辞。”
搁下话筒，张学良又打通南京的长途电话，报告日军进攻沈阳，并告暂不抵抗，请求如何应变。
事变第二天，9月19日，张学良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表通电，声明：
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突然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有关当局做了报告……。
正在南昌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得悉“九·一八”事变,不向部下发号施令抵御外侮，却在日记里尽发感慨：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9月19日）日寇野心即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9月20日）
但当看到从南京转来的张学良的报告后，“感慨”即刻化作了“不抵抗”。
于是，在北平的张学良，首先得到的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复电：
令张学良严饰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接着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1.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犯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2.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要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苏英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
荣臻复报说：“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张听后欲哭无泪，但也无可奈何。
事变四天之后，9月22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正式表明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忍受态度，以待国际联盟公理之判断。
与此同时，蒋氏又特别强调：“危害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狡诈成性的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尽管搞了许多弯弯绕绕，但最终也不敢把“不抵抗”三个字公然讲出来。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的压迫，不得不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
岂知这“不抵抗”三字，使拥有2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仅有万余日本关东军的野蛮侵略，只能抱枪饮弹。防守北大营的守军于一夜之间，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一昼夜间，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三十多座城镇。
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国人痛心疾首，纷纷起而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许多人更把怨愤发泄于报端：
张学良电告沈阳失守情形，我军始终毫无抵抗……
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云：日本军队9月18日晚上10点突然向我驻在北大营的军队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有进行抵抗……
张学良命令各军避免冲突，东北各军严禁持枪械出营，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
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难怪有人要提名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某报更登有一张漫画，画着张学良一手抱着戴笠的姘头，一手扔掉东北的河山……
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万众责骂的“不抵抗将军”。连他十五岁的四弟张学思在公共场所露面，也受到公众的鄙视与斥责。四弟因此而羞愤地接连问了张学良五个“为何”：“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9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抱病接见了救国会的代表，痛陈自己的苦衷：“我张某人自幼就痛心中国的四分五裂，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有了你们，东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声泪俱下，再也说不下去。
一年前，以张学良的“九·一八”拥蒋巧电为标志，阎锡山在老蒋与小张的驱赶声中，度过了“1930”这个非同寻常的大屈之年。
一年后，也是以“九·一八”为标志，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黑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度过了“1931”这个殊非一般的大屈之年。
然而越是委屈，越是难以求全。没过多时，日军又欲谋取热河。
蒋介石恨日人得寸进尺，陷他于难堪；又因热河一旦失守即可危及华北，故而一面再求国际联盟干预，一面试作以战求和，令张学良组织自卫。
张学良报国恨家仇、洗雪“不抵抗将军”耻辱的机会到来，于1933年2月19日致电南京，一表决心：我们越是委屈求全，敌人越是步步紧逼。忍耐已临极限，武力是自卫的惟一方法。愿率所部抗击入侵，保卫我民族国家，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2月23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保卫战拉开序幕。东北军虽也打了几仗，终难阻遏敌人攻势。属张学良指挥的华北各军，因在中原战中结怨甚深，公开不服调遣；张只得向蒋介石一再求援，蒋则拒不发兵助战。
后援无望，独立难支，热河失守。本已迭受国人唾骂的张学良，再次成了众矢之的。
中原战中失势的一伙最先破门而出：
汪精卫发出通电，要张学良辞职。
冯玉祥及桂系军阀头目更不怠慢，一致要求张学良下台。
阎锡山对中原战中张学良助蒋为虐、战后又一再逼他离晋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巴不得他姓张的也有今天！我有初一，你有十五，一还一报，公公道道。因此汪精卫一呼，他则紧紧跟上，立即向中央建议，令张学良辞职，逼送他出国。
舆论界更不客气，有的报刊把“欺诈”、“生活放荡”、“花花公子”之类的恶言秽语，一股脑儿抛向张学良；《中国评论家》杂志更在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中，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上海大华剧院更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时事新剧，对张学良大肆讽刺和挖苦。
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张学良再也无可奈何，只得于3月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主动要求引咎辞职：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此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丧土之责，勿能旁贷，自愿辞职，以报国人。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虽发出电文，并将东北沦陷和热河失地千里之责由他一人大包大揽起来，实则代蒋受过。想必蒋氏也不会昧着良心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既然如此，蒋介石在接到他的辞职电报后，定会“慰留”一番，决不会对他动什么“真格”。如此这般地“虚晃一枪”，平一平国人的怨愤，事情也便一了百了。搭这样一个台阶，不论于蒋于张，均不至于过分难堪……
岂知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辞职电报后，已有“引咎恨晚”之慨。权衡之下，决定丢卒保帅。为此，特约张学良于第二天至保定见面。
张学良怀着天真的幻想，于3月9日上午来到保定。不想蒋介石此刻尚在石家庄，派宋子文先来打前站，探一探虚实。
宋子文与张学良见面后，开门见山，辟口便说：“委员长认为热河失守，汉卿你守土有责；他作为最高统帅，也受到各方攻击。为缓和舆论，委员长倾向赞同你辞职。”
张学良一听，浑身便冷了半截，当即回道：“我一定辞职，不使委员长为难。”
宋子文听出张学良话中有气，便说了一句：“事关大局，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哟。”而后即向等待在石家庄的蒋介石电告试探结果：“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
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抵达保定，召张学良上车。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我知道你自请辞职的诚意。时下全国舆论鼎沸，攻击我们两人。你我好比同乘一叶小舟，本应同舟共济，怎奈风浪太大，如果先下去一人，可免同归于尽。等到风平浪静了，下去的人再上来。汉卿，你看呢？”
张学良出于无奈，只能说：“委员长所言不差，我可作先下去的一人。”
“这很好！”蒋介石连连点头，“汉卿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深知你的诚意。我思虑再三，决定同意你辞职。”随之又许愿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会再让你出来的，你尽可放心。”
“感谢委员长的苦心。失去东北，就该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更是责无旁贷。”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又向蒋介石建议：“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之阴谋。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
蒋介石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并于这一天记下了这样的话：“此中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事之后，又不能直说，更觉难过。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两天以后，张学良向全国发表辞职通电：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至于我自己，只希望同胞们能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为国家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益的。
字里行间，满腹哀怨。张学良无法言明，只能作自我牺牲，代蒋介石受过，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为蒋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
此刻，张学良突然想起林肯的两句话：“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此话更使结发妻子于凤至恍然一悟。是啊，无论怎样高明的骗子，非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更不能欺骗历史于永久。由此，她向张学良建议：我们不妨把“九·一八”以来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十多份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携出国外，妥为保存。相信有朝一日，“不抵抗将军”的黑锅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于凤至见地不凡，一语千钧；张学良猛然省悟，慨然应允。不过此时此刻，无论张学良还是于凤至，还未料到此举，竟关乎着他们日后的身家性命。
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交出兵权，远涉重洋，赴欧洲作所谓“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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