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将名下基金会称为“第三个儿子”的李嘉诚近日在集团业绩公布会上表示，基金会过去已捐出近80亿港元，未来还将有巨资投入，而“直到有一天，基金一定不会少于我财产的三分之一”。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

　　在世界级巨富沃伦·巴菲特宣布将37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赠给数个基金会之后，曾激起过世界范围内的关于慈善价值与财富伦理的热议。作为正处于经济上升期、各种公共价值观调节与完善期的中国公众，亦在相当范围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道德化思考。毫无疑问，紧蹑巴菲特足迹而至的李嘉诚，将把国人关于慈善价值与财富伦理层面的思考推向一个新高。不仅仅是因为李嘉诚与我们同宗同根的中国人身份，并且有着同一的文化血液的灌溉和洗濯，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财富创造成为普世价值图腾的物质主义时代，所有财富创造的现实化和理想化代表的社会践行活动，都会被普通公众视为具有示范性、标杆性意义的方向引领。

　　如果说世界范围内的慈善价值观、财富伦理学的基准“水平线”业已成为普遍共识，则巴菲特与李嘉诚的巨额捐赠行为可看作是财富精英们对个人道德理想的一次果敢攀登。它之所以如此惹人瞩目，除了它是现行社会秩序下的高强度、高密度精神渴求——社会正义、社会公德和价值理想皆在呼唤和催生着它，还因为，人们循此迫切想要知道，现行社会秩序下的财富制造链最终能够加工出什么样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人们深知，财富社会的穿透力与蛊惑力是极其强大且无处不在的，它具有封闭性、自利性、膨胀欲望和代际传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由资本堆积而衍生的财富权力比很多秩序内权力更不易驾驭和控制，它可能导致阶层生态的固化和壁垒化，可能将社会价值信仰的底线不断拽向拜金、纵欲和感官饕餮的泥沼，而一旦其与某些公权力、政治权力逢迎媾合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对此，公众的疑虑是很难被轻易消解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每年的“慈善家排行榜”发布后，在类似巴菲特、李嘉诚式的个人善举之后，或者是对比中美财富精英们的慈善捐赠自觉性之后，颇多的质疑和诘问声浪便会出现，与其说这是基于一种道德失望和价值信仰的失落，莫如说，它是缘于对财富权力恣意任性、无所归依、天马行空般独驰独往的一种社会心理恐惧感：我们所孜孜追逐的财富终极便是这么一种品位和品质吗？如果它自始至终是这样一副冷漠、生硬、吝啬、贪婪且不以为耻的放纵面孔，那么，由此被证伪的仅仅是财富精英们道德与良心的纯净度吗？

　　倘若一个时代费尽心思创造了让财富指数充分迸涌的快捷通道，却在满心欢喜中赫然发现，财富的无穷尽堆积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社会秩序、公益和道德上的任何盈余美感时，相应幻灭的便不仅是奢侈财富的感官化泡沫了。换句话说，一个亟须被财富中心主义价值观证实的开放时代，那些暂时跑在财富制造前列并擎着方向之旗的今日精英一族，有责任向后继者、向普罗大众充分展示财富美感、财富公德、财富善意的产出可能，而非固执且冷漠地、一味用经济腾挪手段证明财富征服力的“无所不能”。

　　在马克斯·韦伯关于财富伦理的价值判断之上，李嘉诚们实际上是用善德义举诠释着它的另一重时代价值伦理，由这只白色的慈善蝴蝶掀起的现实风暴，不仅传导给财富一族、权力强势一族，它同时还应让所有的道德游离者、价值彷徨者惊颤并恍悟，让所有有心致力于复制财富权威的追逐者惕行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