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聂荣臻元帅墓前缅怀聂荣臻元帅。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陵园占地约3万平方米，有672名官兵、职工和家属长眠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庞兴雷 摄

　　痛饮庆功酒 热血写春秋

　　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记者姚笛）请先干了这杯酒。

　　这第一盏酒，是敬给我国的开国元勋、科技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聂荣臻元帅，也是祭奠热血洒边关，忠骨埋戈壁的英烈们。

　　航天发射部队，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一支年轻的兵种。它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计时。

　　自横空出世那一日，它便受到国人和世界的关注。有人给它这样的评语：“令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航天尖兵！”

　　九泉下的先烈们，长眠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里的672位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英雄们，你们可品尝到胜利佳酿的醇厚？

　　酒杯在握，恍惚间47年前的金戈铁马仿佛又呼啸而来。中国航天事业艰辛而辉煌的历史画卷在眼前翻开……

　　男儿带吴钩，丹心为国酬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安全，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靶场。

　　航天发射的特点决定了这项事业只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进行。

　　1958年3月，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孙继先中将带领部队刚从朝鲜归来，征尘未洗，便转道西行酒泉，奔赴茫茫戈壁。

　　酒泉的来历要追溯到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河西大破十万匈奴，汉武帝特派使臣载了美酒到前线去慰问。为与战士共享殊荣，他吩咐手下，将两坛美酒倒入营帐所在的山泉中，整个山谷顿时酒香弥漫，全体将士纷纷畅饮掺酒的山泉，欢声雷动。不管这是传说还是史实，千年之后我们想到这些，还是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让我们斟满吧，喝一杯壮行酒。无酒怎能壮我解放军的豪气？

　　戎马一生的孙继先临终前曾经坦陈：一辈子自己有两件事最值得自豪。一是在长征中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二是组织创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场。

　　发射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空气含氧量只有16%，全年风沙不断；冬季严寒长达7个月，最冷可到零下34度，夏季酷暑，最高气温达43摄氏度。这里自古就是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远离尘嚣，宛若与世隔绝。

　　然而，带着“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当掉裤子也要把中国的导弹、原子弹搞出来”的豪迈气概，将士们就是在这里挖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锹奠基土。

　　创业初期，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基地的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发测站官兵发出誓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缺少水源，他们靠两只手和一把锹修水库、打水井；粮食不够吃，他们就打沙枣、挖骆驼刺充饥；没有蔬菜，就用盐水下饭；无处安身，他们就一堆人戴上大头帽，穿着衣服和毛皮鞋挤在帐篷里。就这样，他们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终于渡过难关。

　　1960年，我国决定进行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这时，曾经援助我们的某国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

　　发射任务的历史重担沉甸甸地压在发测站官兵肩头。这个使命，寄托着中国强国梦想。它和民族相系，与历史相牵！

　　当时发测站组建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大部分科技人员刚见到导弹不久，技术上也仅仅学了点基本原理。于无路中求索，在艰难中突破。

　　1960年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在空中拉出一道耀眼的弧线，准确命中目标。聂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徐虹老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两弹结合”地下控制室遗址前回忆当年的情景。徐虹是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之一。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西方记者称中国“有弹无枪”。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党中央决定实施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这是世界上首次也是唯一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热核打击发射试验，难度和风险系数极高。当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几百公里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疏散，距导弹核武器发射场一百多米的地下控制室里，只留下发测站的7名指挥员和技术骨干。“七勇士”里仅有的一名战士徐虹指着高10米的潜望镜塔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牺牲了，它就是最好的墓碑。”

　　1966年10月27日，核导弹像一条怒吼的巨龙腾空而起，扶摇直上，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靶场。这是一声沉积已久的呐喊，这是一声不怒而威的宣告。外电纷纷评论：这是震撼世界的一声巨雷。

　　早在五十年代末，毛主席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历史重任又一次落到发测站身上。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官兵们忍辱负重，以为国争光的豪情壮志，昼夜奋战，成功地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五年后，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入轨、平安归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外国军事评论家表示：中国创造了世界空间技术发展史上空前的速度。

　　载人航天工程是继“两弹一星”之后，发测站面临的又一个艰巨使命。1999年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神舟试验飞船从他们手中顺利升空。接下来的三年内，神舟二号发射成功；神舟三号安全返回；神舟四号在超历史低温的情况下再次发射成功。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就走完了航天大国十几年的路程。

　　2003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返回严重偏航等重大事故，给发测站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他们抱着“誓圆千年飞天梦”的决心，历经160多个日夜的奋战，最终安全顺利地将承载着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神舟”五号飞船送上太空。2年后，他们又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重大跨越。

　　让我们举杯吧！为了47年的风雨兼程，为了47年的一路辉煌！

　　从新西庙的第一片营地，到载人航天发射场的第一座脐带塔；从大漠戈壁的第一朵蘑菇云，到南太平洋的第一次初试锋芒……透过历史烟云，人们看到了它伴随共和国成长的有力步伐。

　　迄今为止，发测站官兵已成功发射40颗卫星，4艘无人飞船、2艘载人飞船以及数百发火箭，连续书写中国航天发射史上带标志性的“十三个第一”。谈及此处，胡世祥中将说：“能做到这些，真的很难。”外国考察团动情地说：“他们是了不起的英雄。”

　　执着创新的脚步

　　“30分钟准备！”指挥口令通过广播在戈壁旷野中清晰地传来。发射脐带塔紧拥着的胸臂慢慢舒展开来，露出乳白色的箭体。发射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2006年9月9日15时，“实践八号”育种卫星将在这里发射。记者有幸赶上了这个好机会。

　　“15分钟准备”现场开始寂静。“5分钟准备……3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心跳开始加速，空气仿佛凝固。

　　“10、9、8、7、……”，倒计时的口令声喊得人心直发颤。

　　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点火！”一团红光蓦然从火箭底部喷涌而出，一声炸雷随之滚过天空。在漫天红遍的天幕中，一柄白色“利剑”在橘红色烈焰的助推下从发射平台上缓缓升起，奋力攀升，速度越来越快，渐渐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测发指挥大厅里，大屏幕上不断跳跃着各测站传来的火箭飞行参数。依靠这些数据，指挥员有条不紊地发出指令：“15s程序转弯”、“144s一级关机”、“333s二级主机关机”、“573s星箭分离”……

　　中心技术部二室主任郑永煌告诉记者，指挥员现在的轻松完全得益于发射场自动化指挥监控系统的应用。这套系统是发测站官兵历时三年刻苦攻关，在1998年研制成功的。它集指挥控制、辅助决策、网络通信、信息显示等先进技术于一体，能对发射场数十个接口系统、数万个信息流量逐一进行分析、优化和处理，其综合技术水平达到20世纪末国际先进水平。

　　让我们捧杯在手。这第二盏酒是庆功酒，庆祝卫星的成功发射，敬给用开拓创新推动我国航天发射技术不断跃升的战士们！

　　航天发射部队，一支名副其实的科技之师。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与科学技术结下了“血缘亲情”。“科学创新”在发测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官兵们总是利用下厂所学习、外请专家授课、探亲休假等各种时机，了解信息、收集资料、学习研究国内外航天发射的新理论、新技术。世界航天发射技术的最新发展就是他们的攻关方向；新的任务对发射场建设的需求，就是他们创新的目标；能提高测试发射能力的实用成熟技术，就是他们开发的课题。

　　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我国航天发射一直沿用的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转运的“三分段”模式，存在试验周期长，可靠度不够高的缺陷，已不能适应载人航天发射的要求。

　　惟有自主创新，才能抢占我国航天发射技术的制高点。发测站的科技干部和有关单位的专家们经过科学论证，创造性地提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中国特色的垂直组装、垂直转运、垂直测试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试验模式构想。这种模式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火箭和飞船的状态不变，极大提高测试和发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国内，这一领域既没有现成的路子，也找不到可鉴的经验，从何入手？发测站成长起来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原副总设计师徐克俊，带领技术人员勇担风险，大胆创新。同时，认真分析国外航天发射场的机构特点，制定出《我国载人航天发射场工艺流程》，建立了“三垂一远”发射模式的基本框架。这一模式的采用，使产品转运时间缩短到2小时以内，实施发射的时间也由以前的10至15天时间缩短到3至4天，并具备15天以内连续发射的能力。促进了我国发射测试的可持续发展。1999年，该成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迅速掌握全新的测发工艺流程，官兵们在反复训练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克服转运车变速时必须先停机再变速的难题；实现不停机变速转运，使转运一次的定点误差从15毫米缩小到3毫米。

　　9月9日15时，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实践八号”育种卫星。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发射测试站站长郭保新感慨地对记者说：“中国走向太空的每一个脚印，无不铺设着一块块创新的基石。”

　　凭借创新精神，发测站官兵还参与研制了煤油燃烧分解法废气处理系统，成功解决推进剂废气处理问题，结束航天发射环境污染的历史；提出的加注量模型化测量方法，首次实现地面加注系统由单路测量向多路测量的转变，极大提高加注的精确度和可靠性；破解图像采集卡编程、光点目标识别等技术难题，在国内首次实现火箭瞄准信息的可视化，大大提高了我国飞船的入轨精度。

　　倚天砺长剑，长剑刺青天。发测站官兵针对飞船、卫星发射和装备科研试验任务三条战线交叉并行的新形势，采用系统管理和项目管理相结合的现代管理办法，建成一体化指挥控制网络和数字化综合保障系统，使发射场信息化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发射试验能力大幅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以来，他们累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79项，完成重大革新改造项目20项。从这里，先后走出了34位将军，有55人获得硕士以上学位，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和荣获国家优秀科技人才奖的专家16名。

　　正是依靠这支人才方阵、科研大军，托举起了航天发射部队科技进步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续写着发测站的辉煌未来！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还有一盏酒要敬给因工作机密不得不“隐姓埋名”的大漠英雄们。这是一碗入口辛冽、后劲绵长的思乡酒。

　　“我很渺小，在地球上找不到自己的坐标。我也伟大，因为我融入了宏伟的事业”。这是中心崔吉俊副主任任发测站站长时写的一首名为《感悟生活》的诗。

　　在发测站走过了近半世纪的岁月后，回头望望，发现身后除了一系列惊天传奇外，还有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东风人的精神了。

　　曾参加过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任务的郭月忠老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观看当年发射卫星动员誓师大会的图片。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发测站创建的时期，不是个物质充裕的年代。甚至，那不是能吃饱肚子的年代，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中一把把野菜告诉我们，创业者是用这样的东西果腹，创造出祖国航天事业的辉煌，他们以最少的能量消耗，创造了最伟大的奇迹。

　　聂荣臻元帅、孙继先将军等创建者都选择逝世后把这里当作他们永久的宿营地。许多调出去的老领导、老专家，生前留下遗嘱，要求百年后把这里作为最后的归宿。这片热土寄托着他们的忠诚和期待，即使生命停息，也愿意在这里守望。

　　寂寞和苦累虽然难耐，但并不让人悲伤。不被亲人理解才是发测站官兵们最痛苦的事。由于任务的高度机密和事业的特殊性，他们必须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政治纪律，许多行为无法也不能向亲人们解释。

　　工程师李伟，正在执行任务时，收到“父因车祸病故”的电话。当时正值发射任务的关键时刻，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为了航天事业，他只能将悲痛深埋心底。三个月后，当他赶回家时，父亲的坟头已长满了青草。

　　在发测站，政治部主任石如善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最近3年来，有59人推迟婚期，231人推迟探家，71人亲人生病不能照顾，17人父母去世未能回家奔丧……

　　在发测站的建设中，有一句著名的话：“留名要留集体名，计利要计国家利”。若在别处，它可能只是作为虚拟化的、鼓舞士气的口号。在这里，无数人的身体力行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再平淡不过的陈述句了。

　　198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崔周顺，是神舟飞船发射电力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技术十分过硬，朋友一直劝他转业到地方电力公司拿高薪，但他从来不为所动。

　　王新峰，29岁的清华研究生。2004年毕业后他登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起他才真正体会到祖国疆土的辽阔，戈壁的荒凉。为了完成科研任务和参加神舟六号飞船的发射，自愿放弃了回校读博。在同事的介绍下，他现在正与一天津女孩通过鸿雁传书谈恋爱。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运载火箭加注燃料是火箭飞行的动力之源，这项工作风险性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虞，素有“魔鬼”称号。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41年前，在泄除剩余液氧时突然失火。看到战友周孟山被火舌吞噬，24岁的王来不顾一切冲来相救，特种燃料的气化分子顷刻使他成为一只“火炬”。为保护加注车辆安全，全身燃烧的王来义无反顾奔向戈壁滩，最后倒在了戈壁。在他的身后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

　　……

　　要品味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和赤子情怀，几盏薄酒也许太过寡淡。与英雄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相比，我们的笔触也许太过苍白。

　　但是且让我们满饮此杯。再借一行辛弃疾的词句，为英雄们面前无尽的新征程祝福：“看试手，补天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