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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能是中国读者最先知道名字的当代外国记者之一。奥里亚娜·法拉奇，这位新闻界的奇女子，无论面对多么威严或是多么德高望重的采访对象，从不会让自己尖锐的问题损失一点棱角。或许只有面对死亡，她才会选择沉默。
法拉奇的出版商15日宣布，77岁的法拉奇于14日晚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1992年前，法拉奇就已查出罹患乳腺癌。她一直生活在纽约，几天前病情恶化回到家乡。 9月14日夜间，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因病在其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终年77岁。这是法拉奇摄于2002年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犀利采访
中国读者在20世纪80年代知道了法拉奇这个名字。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之一。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拉奇就已活跃在国际新闻界，并因她犀利的提问而知名。从60年代到80年代，她曾采访过多国领导人，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果尔达·梅厄、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等。有人称她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
接受法拉奇采访需要勇气，因为她的问题总是充满挑战性。《纽约客》杂志说她的采访具有“有计划的攻击性”。1972年4月，她采访约旦前国王侯赛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
见过法拉奇的人都惊诧于她的性格和外貌给人感觉差别何以如此巨大。法拉奇个子娇小，相貌美丽，垂顺的中分直发，灰蓝色的大眼睛充满忧郁。她的外表总能男人产生一丝保护欲。越南战争期间，她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的照片令她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一样矮小、脆弱。
每篇介绍法拉奇的文章都会提起70年代她对基辛格的那次经典采访。采访之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几乎没有在媒体上表露过心迹，也没有透露过个人生活和性格。采访中，法拉奇让基辛格解释他如何取得外交界的明星地位，一开始基辛格躲闪这个问题，后来被法拉奇巧妙地引出了下面这番话：
“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狂野的西部故事中的一个牛仔，骑着马，独自指挥着一支大篷车队。”
这篇采访发表后，基辛格遭到了长达数月的批评调侃。即便在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还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具灾难性的一次”。奇怪的是，法拉奇本人也觉得这次采访是她最糟糕的采访之一。这大概算因为采访者与采访对象棋逢对手吧。
家庭影响
法拉奇充满攻击性的采访风格源于她对权力的憎恨。在1976年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法拉奇这样写道：“不管是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
这种憎恨遗传自她的父母，又在成长过程中更深入地溶入她的血液。
法拉奇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的家族拥有反叛的悠久历史。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
父母亲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坚强。在家庭影响下，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抵抗组织，为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她还负责护送越狱的英军和美军战俘到安全地区，因为当时她梳两个小辫，看上去特别纯真。
法拉奇在《愤怒与骄傲》一书中回忆说，1943年9月23日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教堂的墙壁在颤抖，神甫大叫“基督，救救我们”。14岁的法拉奇吓得哭起来，父亲却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爱德华多盯着女儿的眼睛说：“女孩子不哭，不能哭。”法拉奇说，此后她从未再哭过，即便她挚爱的爱人去世她也没有哭泣。
法拉奇16岁时发现了文字的魔力，爱上了写作。毕业后，她先是在一家意大利报纸的法制版写犯罪新闻，但很快展露才华，被派往世界各地，采访重要政治人物、报道重大政治事件。
从1950年起，她开始为意大利的《欧洲人》周刊工作，记者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为这家杂志写作，尽管她也会给美国、欧洲、南美洲一些媒体撰写文章。
担任记者起，法拉奇就开始著书。淡出新闻界后，法拉奇更是笔耕不辍。她1975年的著作《给一个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是当年的畅销书。
她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书摊畅销书奖和其他多种奖励。
女权主义
《纽约客》记者玛格丽特·塔尔博特在一篇介绍法拉奇的文章中写道：“我总觉得法拉奇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偶像——从不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却过着一种解放的生活……”
法拉奇瞧不起婚姻，她曾因衣着不雅被高级餐馆轰出门。《给一个永不出生的孩子的信》描绘的是一名自由女性面临生孩子的两难选择的绝望告白。
法拉奇一生未婚，没有孩子。但她拥有一段伟大的爱情，她的小说《人》就是献给她的爱人、希腊著名反独裁抵抗战士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
就像法拉奇的父亲，帕纳古利斯也曾遭独裁者逮捕、关押、折磨。被关押期间，帕纳古利斯从不低头，他曾用自己的鲜血写下诗歌。在法拉奇看来，帕纳古利斯是人类典范。在他们相识3年后，帕纳古利斯在雅典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
争议人物
过去10多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隔绝在2001年“9·11”事件后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
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尽管文章和书受到众多批评，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连又出了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
这三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在《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看来，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还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也许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闪耀，她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任何人说出任何她想说的话。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近似原始的生气，需要合适的环境的衬托才会成为美德。（完）（徐海静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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