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思的最新作品《凡夫俗子》本月进入了德国书店。疾病、死亡、临终等话题会成为焦点吗?德国《明镜》与罗思就为什么作家们更关注通奸而不是疾病、死亡的荒谬等话题作了交流。
……托马斯·曼的《魔山》、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还有精彩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 这些书之外,我所知道的把疾病作为中心话题的小说恐怕没有了。
明镜:罗思先生,您的新书书名《凡夫俗子》(Everyman)取自于15世纪一个匿名寓言戏剧。而奥地利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912年的戏剧《每个人》(Jedermann)的名字也来源于此……
罗思:但他保留了原剧基督教观点,保留了讽喻,而且它还是说教的。我的小说没有说教,也没有讽喻。
明镜:那您为什么取这个书名呢?
罗思:我并不是从那个寓言开始构思小说的。如果沿着这条思路写我会有各种不同的书名。我完全是在小说的结尾才想起那部戏剧的,我在大学里读过。1952年后我就没有读了,那是54年前的事了。现在重读一遍后我想这是个恰当的书名。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过这部中世纪戏剧。
明镜:您开始动笔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您想达到什么目的?
罗思:通过一个人的疾病来讲他的一生———这种疾病对他的一生都具威胁性。叙述的线索将受控于他的疾病史。我想起了那些关于疾病的书。你可能想象那会是一大堆书。其实没有那么多。有托马斯·曼的《魔山》、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还有精彩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这些书之外,我所知道的把疾病作为中心话题的小说恐怕没有了。
明镜: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书单。您觉得您的同行害怕什么?
罗思:为什么关于通奸的书要多于关于肺气肿、癌症和糖尿病的书?我不知道,但我不想说这是因为害怕。我猜我不会是惟一一个将注意力转向疾病的作家。我们所体验的疾病要比15世纪的人多得多。大体上是因为,今天人们在被疾病完全杀死之前会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现在,你会打电话给你朋友问他的“放疗”是否结束或“穿刺”结果如何。今天我们在医学知识方面都非常渊博。我写这本书有太多理由了。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失去了三到四个朋友。索尔·贝娄是最近的一个,而且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最近我看了那么多墓穴,我想,好吧,是时候写出这一切了。
明镜:《凡夫俗子》对一本小说来说有点薄了———有些像您最近的书《垂死的肉身》。将来您的书会越写越短吗?
罗思:当我的精力衰退,那也许发生。我写《垂死的肉身》时很高兴。而且我想试着用那种长度再写一本书。你无法把一个直接撞击你的故事写得很长。
明镜:不过《凡夫俗子》开始节奏很慢。
罗思:葬礼打头,然后接下来的是童年和他最近关于死亡的知识,先讲他对一个病床上的小男孩的观察,接下来是垂死的自己。
明镜:但是即使这本书以他的葬礼开头,读者仍然在读这本书的大部分时间里希望英雄不要死掉。您能想象他最终没有死去这种结尾吗?
罗思:对我来说结尾如何无关紧要。我没有因为人物的命运而感到悲痛或快乐。我不得不去体验的是命运必然性带给我的感觉。我想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是这个人死了,参加葬礼的有哪些人,还有关于他人们在那里讲了什么。一旦这些都已确定,我就和盘托出他一生里身体的危机以及最终的灾难。
明镜:为什么这个英雄一直被称为“弗里曼”(Everyman),为什么他没有名字?
罗思:那是个意外。一开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没有给他取名,直到我写完后读第一稿时才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我决定让它就那个样子不变。让他和其他人(他父亲、他母亲、他兄弟、他妻子以及他的女儿)的关系来定义他自己。我们可能都曾感觉过被我们的名字所定义,但是,事实上,定义我们的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明镜:一开始的葬礼是怎样的?它反映了您最近认识的某个人吗?
罗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失去了三到四个朋友。索尔·贝娄是最近的一个,而且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最近我看了那么多墓穴,我想,好吧,是时候写出这一切了。
死亡看来太不公平了。这就是你14岁的时候想的———那太不公平,而且荒谬。我想人们越接近死亡,就越试图不去想它。
明镜:也许可以假定您的书中被引用最多的话将是“晚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杀戮。”
罗思: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新奥尔良洪水到来时他们把老人从家里疏散出去———我当时的确对在场的人大声说出了“晚年是一场杀戮”。看上去他们好像是被从战场上抬了下来。
明镜:这种想法和主题,让这本书写起来比以前的书更困难吗?
罗思:不。我的难题是写任何书都会碰到的难题。它难的地方不在主题。它难在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怎么把它写完。但那是普通的困难,主题没有特别地提升难度。
明镜:但它对读者来说也许提升了难度。您传达了这样的认识:“你出生,生活,然后代之以死亡。”读者面对这样的认识很无助。
罗思:是的,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亲属只能帮我们尽力回避那种认识。宗教承诺人们将不会死去,人们也得到了安慰。我看不出他们有相信它的可能性,但人们就是能相信那些完全没有证据的各种事情。我现在想到死亡的时间要比我年轻的时候少些,我大部分年长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讲到过这点。第一次的发现是令人震惊的。死亡看来太不公平了。这就是你14岁的时候想的———那太不公平,而且荒谬。我想人们越接近死亡,就越试图不去想它。但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受到它的折磨。我记得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比我年长22岁,但他50岁时曾对我说,没有哪一天死亡不曾经过他的大脑。
明镜:但那不是您的体验吧?
罗思:不是,我仅仅隔一天想到一次。但到了这个年龄,即使你不去想它,但是你的老朋友的渐次消失以及你每次对医院的造访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这个朋友正在“放疗”,那个朋友正在“化疗”。几乎每周都会听到有人切除良性或恶性的肿瘤。这些在年轻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即使我40岁时,经常听到父母议论他们的朋友生病或死亡,我还是不明白死亡所包含的意思。我猜想有某个生物学上的安全装置在阻止某个年龄段以下的人去真正领会这一点:死亡在所有的时间里持续着,并在淹没一切。即使当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我听到了噩耗但无法领会他们都消失了这个事实。但现在我能领会了。
采访者:沃尔克·哈格
2006年8月25日《明镜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