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62年曾说过：“我的父亲告诉我，所有商人都是混蛋，我现在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说这句话的那年，美国钢铁巨头集体向肯尼迪施压，要求提高钢铁价格。而因为主持了一档消费者节目，我也始终对商人抱有怀疑的眼光。

　　神话：外包抢劫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

　　真相：外包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美国的工会极其憎恨生产外包。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极力主张停止将工作岗位转移至他国。而当工会不断抱怨工作岗位外流时，政客们为迎合多数选民，也迅速作出反应，在各种场合抨击企业的外包政策。比如，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将那些在海外投资的美国CEO们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污辱人的比喻，因为阿诺德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投奔英国的美方将军。

　　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曼昆把外包看作“美国经济的补充”时，共和党议员唐·曼祖罗则在公开场合主张炒曼昆的鱿鱼。在华盛顿，经济学家的声音常常被那些政治皮条客们的喧嚣声盖过。

　　普通美国人受政客的情绪感染，也常把外包看作洪水猛兽，我们曾就外包问题采访过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L-CIO）。劳联-产联的工作人员把谢利和鲁尼·伯纳德介绍给我们，他俩曾在Levi’s公司田纳西分厂工作，但随着工厂迁往墨西哥，他俩很不幸成为失业大军一员。谢利含泪向我们哭诉外包毁了她的生活：“你为这个公司工作了20年，每天起床后就是前往熟悉的工厂，但突然有一天工厂搬走了，没有人再需要你了。”

　　Levi’s离开田纳西的消息还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注意，田纳西那些可怜的失业工人成了镜头前的主角。工会、政客和主流媒体罕见地站在同一战壕里。

　　我曾问CNN的记者卢·杜布斯，“企业不应该外包？”

　　“绝对不应该！”他回答道，“仅仅因为廉价劳动力而将生产外包，会毁了我们的中产阶级，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外包为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创了发展的机会；外包提供的廉价商品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省钱。但卢·杜布斯却认为这是个“灾难”。

　　自2000年以来，近50万个工作岗位流向海外，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印度人抢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比尔·波戴利是加州COLLABNET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至少向印度提供了50个工作岗位，因为印度工程师的薪水不到美国的一半。他对我说：“如果我不雇印度人为我工作，我们都得失业。”外包为波戴利的公司提供了更多资金用以扩大公司规模，这样一来，他们的美国雇员也增加了。

　　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美国丢掉了3.91亿个工作岗位，而同期美国经济又创造了4.11亿个工作机会。媒体热衷报道那些充满眼泪的故事，却很少关注这些缓慢的变化。而在Levi’s公司原址，一所大学正在悄然兴起，相当可观的工作机会产生了，这也是外包的副产品。

　　外包不会带来危机。只有当我们愚蠢地停止外包时，经济危机才会真正地到来。神话：血汗工厂剥削工人。

　　真相：血汗工厂也帮助工人。

　　许多人对血汗工厂的存在愤愤不平，他们的道理也很简单———在那里工人和奴隶有什么区别？类似的口号我们常常能在媒体或集会上听到，但印度经济学家比别克·德波依告诉我，“我希望这些家伙能用他们的大脑思考而不是激情。我无法理解‘血汗工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误解了何谓‘血汗’。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只能是出卖血汗。”

　　在穷国，美国投资公司提供的薪水一般是当地公司的两倍，而后者提供的工作环境远比外国公司恶劣。美国人形容的血汗工厂大多数属于成衣行业，但这个行业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之初的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成衣业都是最重要的行业。

　　肯尼亚贸易专家琼·阿若伽对我说，“我们国家没有人认为存在公司剥削。只要有新公司进来，人们就会对此兴奋异常。”“很多人先为工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离开工厂自己开办小企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些抱怨血汗工厂的人是用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可笑的。”

　　美国抱怨孟加拉国的童工现象，结果使许多女孩离开工厂沦为雏妓。自以为拥有道德优势的美国人希望勾勒一幅完美的世界图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将其付诸行动，灾难也将来临。完美永远是善的敌人。

　　神话：提高最低工资有利于工人。

　　真相：提高最低工资帮助了某些人，也损害了某些人。

　　数年前，美国加州圣塔莫尼卡市政当局计划将该市变成劳工的天堂。在工会的支持下，圣塔莫尼卡通过了一项最低工资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该市的最低工资是时薪12.25美元，几乎是美国法定最低工资的两倍。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消息，但该市的比萨店老板帕蒂·菲利普则将这个法案视为灾难，“我无法相信我们的市政当局这么疯狂，他们不能那么做。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有谁算过账？”帕蒂的比萨店员工最低时薪只有5美元，如果他将最低工资提高到该市法定标准，他的比萨店只能关门。在该市拥有两家餐馆的杰夫·金认为，一旦实施最低工资，他只能裁员。

　　这就是圣塔莫尼卡市政当局的那些政客们没想到的地方：价格管制不利于生产，不合理的薪水管制破坏了雇佣关系，而最穷的工人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受到高薪影响的企业最先拿低技术工人开刀，而这些人往往属于最穷的阶层。政客们出于善意提高最低薪水，最后却让他们丢了饭碗。

　　正因为如此，圣塔莫尼卡市的这一法案在实施一年后被废除。石剑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