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云南信息报】

　　耕地上种树 20年无收益

　　1980年，火红乡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农民种植当地盛产的七彩土豆，远销省内外，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1982年，火红乡桥边村位于海子头（地名）的近400亩承包地及部分村集体用地（600余亩）被规划为集体林地。桥边村箐脚社村民刘寿昌告诉记者，1985年，乡政府不顾当地村民的反对，聘请外村村民及学生在地里撒上了云南松种子，并明文规定，禁止村民继续在海子头种植土豆和放牧。如果有牛羊闯入，其主人将被罚款。当地教师刘寿炳因为不听禁令，继续在自家承包地里耕种，被当地派出所关押了29天。

　　近日，记者在这片600余亩的村集体用地里看到，已经长了20年的云南松大多才手臂粗，直径很少有超过10公分的。桥边村村民刘寿昌说，当地气候根本不适应云南松的生长，乡政府种植云南松20年了，但是几乎没有一棵能够成材。火红乡党委副书记何荣培告诉记者，火红乡气候、环境比较恶劣，在种植云南松以前，风沙非常大。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火红乡及其他乡镇都按照省、市、县相关政策，采取“三级联营”的方式来搞绿化。

　　当地政府告诉村民，“三级联营”取得收益后，政府、村委会、村民将按2：1：7的比例分配收益，村民占大头。村民刘寿昌说，造林20年来，村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收益。桥边社的村民因为承包地被占，失去收入来源后经济异常窘迫。桥边村近400亩土地改为集体林地后，村民多次要求乡政府提供林业部门的证明，乡政府一直无法提供，听说在近年才补办了林权证。

　　何荣培副书记说，乡政府实行“三级联营”造林政策以来，经济上确实没有多大收益，但是当地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并得到了国家农业专家的肯定和赞扬。至于相关手续和文件，何副书记表示，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许可，乡政府不能向记者提供。

　　凭空交了18年农业税

　　火红乡桥边村箐脚社、破乌社等村民小组的村民向记者提供了他们1998年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他们18年来为集体林地交纳农业税的证明。记者在村民们的土地证上看到以下纪录：

　　刘万玉，箐脚社村民，家庭拥有承包地3.4亩，其中1亩承包地用途是“种树”；

　　赵英才，破乌社村民，家庭拥有承包地2.2亩，其中1.2亩承包地的用途是“种树”；

　　刘寿仓，箐脚社村民，家庭拥有承包地1.6亩，其中0.5亩的承包地用途是“种树”……

　　将承包地的用途以“种树”来限定，村民说这在中国，怕也是很少见！

　　村民赵英才告诉记者，他家总共才有2.2亩承包地，其中就有1.2亩被乡政府收回去种树，余下的1亩土地种了土豆和苞谷，一家人就完全靠这1亩土地生活。现在孩子大了，以后上学、结婚都要花钱，但是家里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应付。

　　村民还向记者出示了他们从1986年到2004年为村里这片集体林地交税的原始单据。村民刘寿仓说，这些单据只是一部分，因为很多单据都已经遗失。“我们虽然没有种地，但还得交‘无地之公粮’。”村民纷纷抱怨。

　　村民对记者说，他们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三级联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400亩土地如果是政府征用，就应该有征地补偿；如果是承包权回收，那就不应该再让我们交税；既然由我们交税，承包权和经营权就应该属于我们！土地证上写的用途竟然是种树，谁愿意种这种成不了材的树？”一村民对记者说。

　　村民给记者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中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村民认为依照法律，乡政府根本没有依据“抢”走他们对承包地的经营权。

　　该乡副书记何荣培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片土地是乡政府收回的，他说，在实行“三级联营”造林政策期间，由村民为集体林地交税确实是“当时工作的失误”，乡政府已经表态，这部分税款将退还给村民。

　　养羊基地成政府“菜园”

　　近日，记者在这片被闲置的原村民承包地里看到，当地村民反映的那近400亩集体林地如今变成了一片草地，空旷的草地中央建盖了一排房子，老人谭玉林正在放牧一群黑山羊。在草地周围，一米高的铁丝网将整个草场围了起来。

　　村民告诉记者，1997年，这片地上的云南松被政府砍伐，次年开始种植中草药杜仲，但由于当地气候环境不适宜种植杜仲，所以没有任何收益，之后这片地又再度荒芜闲置。直到2000年，这里又变成了养羊基地。当时的乡政府领导将养羊基地承包给外地人丁章成，而丁章成其人身份为火红乡某领导的亲戚。丁章成雇用箐脚社村民谭玉林为其放羊，每月工资为300元。由于经营不善，丁章成两年没有给谭玉林发工资，于是便将部分土地转给谭玉林种土豆来抵工资。后来，丁章成放弃了承包，养羊基地又转给了县农业局下属的一家单位经营。

　　对此，何荣培副书记称，1994年，该片树林发生了森林病虫害，至1997年成为残次林被砍伐。后来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群众生活的角度出发，开始种植杜仲，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乡政府从1999年筹建“火红黑山羊选育扩繁基地”，经过几年的经营，虽然没有多少经济收益，但是对火红黑山羊品种的保持和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村民谭玉林告诉记者，养羊基地的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主要就是负责在地里撒些草籽作为来年的饲料，平时就是牧羊。养羊基地羊最多的时候也就140多只黑山羊，最少的时候不到50只。2004年，有一次上级领导来视察养羊基地，而基地里又没有多少黑山羊，乡领导就从勺枝村村民刘福德家借来80多只黑山羊，送到基地来“应付检查”。

　　谭玉林还说，其实草场根本不适合养羊，因为黑山羊喜欢吃树林里的杂草，在草场里根本吃不饱。养羊基地一直很萧条，本来可以放牧数千只黑山羊的范围却只有百余只羊。

　　村民刘寿亮告诉记者，火红黑山羊现在成了一个品牌，主要是火红的黑山羊从来不用饲料喂养，加上当地水质好，使火红黑山羊的肉质非常特别。乡政府所说的“选育扩繁”其实没有必要，相反，养羊基地成立后倒成了乡政府的“菜园”。每逢周末的时候，当地村民经常看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开着车去基地，拉上一只黑山羊就走了。基地成立6年来，当地村民却没有得到任何收益。

　　村民索赔500万

　　由于当地村民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2006年8月22日，火红乡政府经过调查了解后发出了一份针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其大致内容是：为维护“三级联营”造林政策的连续性和严肃性，对该地块实施退牧还林；对农户持有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中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事实上未耕种且又上缴过农业税的土地，凭完税证按其地块实际所占比例予以返还；关于违法占地建房的问题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桥边村村民均表示不能接受。村民刘寿仓告诉记者，现在每亩土豆的年产收入在1500元左右，外地来火红拉土豆的货车络绎不绝。这20年来，就按每亩土地收入600－800元计算，乡政府给村民造成的损失大约为500万元。现在乡政府不仅不愿意赔偿损失，还要继续“霸占”经营权，这是不合道理的，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也拒绝前去领返还的税款。

　　但是该乡副书记何荣培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土地由集体管理和使用满20年的，其经营权即属于集体所有，所以经营权现在不可能交还给村民，而且乡政府当初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有合法手续的，部分村民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不懂政策法规。当记者要求看看相关的手续和材料时，何副书记仍婉言拒绝。

　　火红乡政府通知村民刘寿亮前去领返还的税款并签字，刘寿亮断然拒绝。刘寿亮对记者说，乡政府非法霸占了村民承包地的经营权达20年之久，现在不顾现实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就因为“连续性”和“严肃性”就要继续剥夺村民的合法权益，他和村民们都无法接受。刘寿亮说，他们本来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因为诉讼的标的达500万元，他们又支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所以只能通过信访等途径来解决。但是相关部门至今尚没有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处理。

　　地不还 树仍种

　　近日，记者在养羊基地看到，数名男子正在拆除草场周围的铁丝网。据他们介绍，乡政府已经决定封闭养羊基地，所以这些铁丝网都分配给当地的几位村民了，乡政府不支付工钱，拆下来的铁丝网归这几位村民所有。

　　在旁边放牛的一位村民可惜地说，当初拉建这些铁丝网花了约16万元，现在，才使用了2年多就一文不值了，这样浪费财力实在不应该！这位村民还介绍，自从这个养羊基地成立后，国家每年都要拨款数万元帮助基地发展，但是基地从来就没有发展过。为了得到拨款，乡政府领导不惜借羊来蒙骗上级领导的检查。

　　听说还要再种树，桥边村的村民怨声四起。村民赵树花说，现在大家的耕地平均都不到1亩，人均年收入就在1千元左右，日子怎么过？看看附近的村民，种土豆都发了财，每年都有外地商人来提前和农民签订购合同，而没有地的村民都只能干瞪眼，有力无处使。“附近的荒山上没人去种树，跑到我们的承包地里种！你们看看，这块地的坡度可有10度？这可是我们村最平的一块地了！”《云南信息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