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缩头乌龟气质，顺风顺水时，你看他顾盼自雄，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倏地把乌龟头藏回安全的龟壳当中。所以钟南山手提电脑一被抢——哪怕是警方火速破案，完璧归赵——他老人家也感叹起收容制度的好处来了。近来李银河女士的一些性学观点不被大众接受，在网上被骂了几句，忽然就开始诉苦，指责大众不懂事，明明是为你们说话，你们却要为难我。我实在想不通，一个在相对保守的中国搞性学研究的人，如果不被骂，能有什么作为？这些人，都有敢言美名，好像也有自由之风，可是一旦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甚至只是言语上的不合)，马上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要么觉得应该限制公民的自由，要么觉得大众是应该收声的愚民。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价值就在于脖子硬，用李银河死去的丈夫王小波爱用的词语来形容，就是“特立独行”，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会坚守公民自由的权利，就算是全世界都反对，也应该知道言论表述设限越少、空间越大，是越有利于学术进步的。

　　政府管理部门禁这禁那，可能只会让人哭笑不得，毕竟这是它一贯的思维与行事方式。可是知识分子生起气来喊的那一声，也是一个禁字，也是对大众意见的恐惧，那可能就会让人冷从脚起了。

　　在法治的名号之下，有些套话是大家都喜欢的，比如媒体的人常常会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既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们就应该收声，不再影响法官的判断了。我一直认为，这是最貌似有法律精神的中国式蠢话。正是因为权力到了法治社会的最重要的判决者手中，大家才更要尽量发声，用我们自己坚信的观点去影响法官——到了关键时候，你突然失了声，觉得自己话多坏事，这种自轻自贱，才没有一点法治社会的公民精神。事实上，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受到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是接近判决，越是议论的热点。公众的热情与法律的理性不协调的例子多的是。如果法官的意志被他人左右，屈从于公众的压力作了枉法判决，罪在法官而不在大众。如果大众的热情符合法律精神，那么功劳就是大众的。大众把一个人放在法官这样重要的位置上，他当然得具有甄别资讯的能力，也得具有为了坚持法律而不惧怕得罪大众的勇气。法官一审案，全社会就得肃静，这样只会让法官越来越成为不敢负责的孱头。

　　知识分子也罢，法官也罢，他们的看法和判决，当然得在大众的讨论声中完成，这才是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常态。大众是社会的主体，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事物发表看法。如果一到关键时刻就觉得大众嘴杂碍事，既扰乱了知识分子的书房，还干涉了神圣的法庭，那无论知识分子的著作里有什么美妙叙事，法律条文里开列什么堂皇规条，都是一个虚伪、虚弱、虚无的三虚社会。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我坚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影响法官、影响知识分子、影响可以影响的一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