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他们或许是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或许是政、商界的名流大腕，或许是一个特殊时段、特殊事件的焦点人物。他们可能是成都的过客，也有可能对成都情有独钟。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在成都，他们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人过留迹，或长或短，或深或浅，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这个城市。为真实地记录他们在成都的足迹，体验他们非凡的才情和智慧，分享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激情或者快乐，感受他们不一样的情感，本报从今日起不定期推出“岷江评论?高端对话”，带你走进这些成都非常过客的内心世界。

　　今日人物

　　梅花院士：陈俊愉

　　1917年9月21日生，安徽安庆人。著名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国际园艺学会梅品种国际登录权威，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会会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花研究室主任。国内主张采取“一国两花”，评选梅花、牡丹花为中国“国花”的第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目前两院院士中惟一一位园林花卉界人选，人称“梅花院士”。

　　长房孙少爷爱弄花草

　　吃过早饭，陈俊愉主动发话：“我1917年出生在天津，后来搬迁到南京，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家里60多号人，四代同堂，我是长房长孙。家里最大的是曾祖父陈尧斋，当过清朝新疆的布政使。祖父官小一些，安徽淮泗道的道尹。我父亲虽然也在一些市税务局做过官，但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还经常从家里拿我娘的首饰去典当。”说起往事，老爷子语气平和。

　　“那时家里在南京娃娃桥的宅子有很大一片花园，放学回家后我就喜欢泡在那里，跟工匠师傅学这学那。这叫逃避现实，我从小就学会了，呵呵。”

　　“您一个长房孙少爷侍弄花花草草，家里人不认为是玩物丧志吗？”记者问道。

　　“没有，我娘很开明，她念过几年私塾、又略通英文。她教导我们，要以我的两个舅舅为榜样，他们都是留美学生，回来后在上海的大学里任教。”

　　家人的宽容与开明让陈俊愉受益匪浅。1935年，中学即将毕业的他，希望找个专门学种花的课上。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有园艺系。

　　“学费贵啊，一个学期100大洋，那时一个保姆每月工钱也就3块钱。家里人多少有些犹豫，这时我祖父发话了：‘农学院园艺系不外乎与农业有关，你读农，我支持!’等到开学，我一看，全班总共就只有两名学生，上课的教授倒有四五位。比现在的博士生待遇还高，现在啊……”说着，老爷子嘴边竟浮现一丝可爱的“坏笑”。

　　热血青年成都迷上梅花

　　茶杯再次续上了水，老爷子把右脚抬起搁在左腿膝盖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迁到成都，我开始爱上了梅花。”

　　“国难当头，您怎么还有心弄花？”记者忍不住插了嘴。

　　“那时我也是个热血青年。当时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5所内迁大学组织了一个成都华西坝五大学抗日救亡服务团，我一直在里面服务，和同学们一起演戏剧啊，唱歌啊，发传单啊，还到周边的农村帮农民扫盲识字。再说，我们家5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两个解放前就是共产党员，只是我那时不知道。”

　　“您在这个时候怎么迷上梅花的呢？”

　　“应该是大学研究生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曾勉教授写的，他是法国留学生，多才多艺，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啊。梅花的历史，怎么分布，有哪些品种资源，还有梅的文化，比如商朝的帝王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因为古时候没醋又没有酱油，梅子就是重要的调味品；比如历代诗人关于梅繁若群星的诗歌礼赞陆游在成都就写过‘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啊。曾勉教授的文章把其中的道道讲透了。”谈起心爱的梅花，老爷子声音明显高亢了很多，手脚也动起来了，简直有些“手舞足蹈，眉飞色舞”。

　　“于是您就开始在成都周边进行梅花研究？”

　　“是的，当时我就决心这辈子就搞梅花了，于是我提议我的老师汪菊渊教授研究成都的梅花。”

　　最可气的是学生批斗我

　　陈俊愉和他的老师对成都周边的梅花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后，在当时的《中华农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梅花专论--《成都梅花品种之分类》，随后他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四川，也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梅花历险记”。

　　“听说您为研究梅花吃了很多苦头？”

　　“那时我们的调查非常艰苦，单枪匹马一个人到深山老林、高谷大河里闯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有一次在叙府，夜里突然下起了雷阵雨，伸手不见五指，雨大风大浪大，我们坐的木船，‘啪啦’一下就翻了，那可是在金沙江里啊，我还不会游泳，一下子就被冲出好几丈远！幸好那时渔民们来了十几条船，把我们捞上去了。”还有一次野外考察，在夜里与一只花斑恶豹“不期而遇”，良久对视后豹子把他“放”过了。

　　他结束了留学丹麦的学业，于1950年“想方设法，光签证就跑了十几趟领事馆”才回到祖国。“开始可以说一帆风顺，可后来一系列的运动来了，真让我吃尽了苦头……”陈俊愉的神情语气第一次显出了沉重。

　　“是因为梅花么？”

　　“是啊，本来一朵简简单单、美丽的花，居然扯到政治上去了。最可气的是，那些批斗我的人里，有不少还是我带的学生、研究生！”

　　首倡梅花牡丹“一国两花”

　　1977年，已届花甲之年的陈俊愉亲赴武汉、成都、黄山、贵阳、昆明等地调研，最终完成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图文并茂、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梅花的专著《中国梅花品种图志》。

　　“很多媒体都报道说，您近年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推动国花评选。”

　　“我1982年就写文章《我国国花应是梅花》，提出要评选梅花为国花。国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啊！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国花，但在被誉为‘园林之母’的中国，国花评选却迟迟没有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不小的遗憾。”

　　“但后来，您又提出要搞‘一国两花’，评梅花和牡丹为双国花，是不是因为有几次民间评选中牡丹领先而做出的妥协？”

　　“这不叫妥协。这两种花我都喜欢，在我看来，牡丹是国色，梅花是国魂。民间评选里，有时是梅花第一，有时是牡丹第一，不存在谁领先谁落后的问题。而且，梅花主要在南方，牡丹主要在北方，你选出的国花不能全国一半地区都没有啊，是不是？再说‘双国花’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最近的消息是，国花问题在2008年之前会有一个结果。”

　　“您为梅花遭过那么多罪，后悔过吗？”

　　“后悔有什么用？再说，梅花太可爱了，我就是梅花，梅花就是我。”谈话回到梅花，老人又开始笑了。

　　“您穷毕生精力研究梅花，到现在还为定梅花为国花的事情四处奔走，值得吗？梁思成先生也曾经这么诘问过您？”

　　“呵呵，怎么不值得？我研究梅花一是因为国花能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二也是与时俱进，能够帮助人们增收。另外你说的梁思成先生那事，大概是1962年，我们在建设部讨论12年科技规划，当时我在会上提议要把我国的十种传统名花，梅花、牡丹列到国家长远规划里去。梁先生说梅花、牡丹值得这么系统地用国家力量去研究吗？我当时就回答，‘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梁先生就不说话了，我想他能够理解了--其实，那时候我心里还搁着一句话，‘我要说梁先生你研究的那个斗拱，也值得动用国家的力量，去研究一辈子吗？’呵呵，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大专家，我不敢啊。”说到这里，陈俊愉已经笑得像老顽童一般了。

　　成都办梅展推向欧美

　　“您一直提倡梅花产业化？”记者问道。

　　“还在抗战时期读大学时，我就和几个同学在成都集股办起了自力园艺场，我任董事长。场地就在现在的小天竺，大概有十亩地，主要经营花卉蔬菜种子，短短几年，资本翻了千百倍，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种子公司。”

　　“那现在呢，比如您这次到成都来？”

　　“我现在也一直帮助各地做梅花产业化的工作，比如青岛那个梅园，还有咱们这里的幸福梅林，我是他们的顾问。这次来主要是筹办明年1月在这里举行的‘全国第十届梅花?蜡梅展览’，进一步推广梅花市场。这个市场的前景非常广阔啊，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很大一块就是鲜花出口，重点是东南亚地区和欧美。东南亚华人华侨多，不用宣传人们也能接受。西方人则不同，他们欣赏花其实很肤浅，花大、色彩鲜艳，花形奇怪就是好花，只停留在表面上。梅花最大的特点是花香啊，幽香、雅致，多可爱啊。空运梅花过去，含苞的花枝，赶圣诞节一点儿不成问题。尤其是蜡梅，病虫害少，检验检疫也容易，成都5块钱一枝的，在巴黎至少能卖到10欧元。咱们种花的能不发财致富吗？关键是我们要懂得宣传，教会他们欣赏。”

　　说到这里，老爷子先指着墙角的盆栽，又拿起茶几上的鲜花，“你看那个巴西木，这个非洲菊都是洋花洋草。反而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花国草少了，不被重视了。我很早就在国外留学，既看到了洋人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洋人的东西并非一切都好，发展我们的产业重要的是扬长避短。”

　　本报记者 李微敖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