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街头、车站、商场门口……一些扮演“学生”、“母女”、“老人”、“残疾儿童”等“角色”的“职业乞丐”频频出现。大部分职业乞丐特别是乞讨儿童，还被一些“组织者”暗中监控，沦落成为替人赚钱的“工具”。

　　2006年8月26日，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众多部门齐聚山东烟台，共同召开了一个关于孩子的会议：“为了明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整治工作座谈会。”一位与会专家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其实还与此前被转交到中央的一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有着密切的关联。

　　退休干部情牵行乞儿童

　　这份民间调查报告的作者名叫曹大澄，今年76岁，是北京的一位退休干部。每年，曹大澄都会从北京南下深圳生活一段时间。

　　2005年春节前后，深圳街头众多乞讨的残疾儿童引起了曹大澄的注意。老人感觉到，这些乞讨的儿童很可能是被人操纵，当成了敛财的工具。为了彻底搞清楚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去年12月起，曹大澄背上相机，开始对乞讨儿童调查。

　　每天薄暮时分，在深圳莲花北小区往景田菜市场的隧道中，曹大澄总能看到一位50多岁的男子拉着小平车“准时上班”。车上躺着一个小女孩，脸色暗红、四肢瘫软，地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父母双亡，一跤跌成脑子病，不会动了，爷爷带瘫儿外出乞讨。”

　　曹老发现孩子眼角常常流泪，咽哑说不出话，哭声也不大，手脚不会动，唯有那眼神流露出一种使人不忍再看的目光。这个孩子的遭遇让曹老焦虑。曹老一直跟踪了解她的情况，为了不让她的“爷爷”生疑，他每天路过时都捐钱给孩子。

　　几乎每天，曹大澄都在和乞讨儿童们打交道，并且用相机拍下了近百张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详细注明了时间、地点以及当时的情形。有时候，当曹大澄试图接近这些乞讨孩子的时候，旁边就会有成年人对他横加斥责。

　　2006年初，曹大澄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好，形成调查报告，送到深圳妇联、民政等部门，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联手，解救这些受害的孩子。“曹老的报告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重视。”了解此事的深圳媒体人士透露，“早在3月份，深圳市就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对此进行专项整治，由城管负责巡逻摸底、民政负责救助乞讨儿童、公安负责打击幕后黑手。”

　　调查报告总理亲批

　　不久曹大澄从深圳回到北京，把见闻和深圳媒体的报道写成报告，进一步向中央高层作了反映。“报告随后被转交给了罗干同志。7月底，罗干同志就此作了批示。没多久，温家宝总理也作了批示。”烟台会议的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批示后的报告被下发到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此后全国性的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等犯罪活动的调查和行动明显提速。

　　被操纵的孩子来源复杂

　　操纵未成年人乞讨，显然不只是深圳的问题。广州、深圳、武汉、上海等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城市的街头都有被操纵乞讨的未成年人的身影。

　　“乞讨摧毁了尊严，让孩子们失去了廉耻感和尊严感。同时使孩子们产生浓重的恐惧感，比如遭受暴力，会使孩子们对人不信任，形成反社会人格。”云南大学青年学者谢逸群告诉记者：“乞讨造成孩子们人生观的严重扭曲，这些孩子成年以后容易觉得获取财富的手段不是靠双手劳动而是靠出卖尊严。”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可怜的孩子到底来自何方？

　　深圳警方透露了他们办理过的案件中被操纵乞讨和偷窃儿童的主要来源：在原籍被拐骗的、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的、从被警方端掉的其他团伙中收留的、犯罪团伙之间抢夺而来的、与孩子的父母签订协议，每年交几万元租金“租用”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一部分残疾儿童有可能是从正常的健康儿童被迫害成残疾人的。

　　打击操纵儿童乞讨亟待细化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被操纵进行乞讨的孩子们的命运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深圳市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公审大会之后才两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整治工作座谈会”就紧锣密鼓在烟台举行。此次座谈会对下一步整治工作中各部门的配合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安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向记者透露，整治的内容由打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的违法犯罪分子、救助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教育帮助流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建立长期监测和联合整治工作机制等多个环节紧密配合而成，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烟台会议前4天的8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该草案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胁迫、雇用、诱骗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说不。“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其提出，明确‘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更加突出了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担负的责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评价说。“但是对乞讨儿童的父母包括操纵者的处理，立法应该更加细致化，明晰化，目前还期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手段。”(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