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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苦恼
“他爸爸教他认墙上的钟表，教了不下一万次了，他都记不住。当时他父亲生气打他，我在隔壁房间一边用头撞墙一边哭。”54岁的贝丽婵想起患智障的儿子陈好燃从小遭受的委屈，情不自禁地哭起来。20岁的陈好燃在旁边看母亲一直泪流不止，悄悄从桌子上扯出纸巾递给妈妈，看起来特别懂事，似乎不像一个智障孩子。
患智障的陈好燃小学时经常受同学欺负，甚至连女同学都经常打他，严重时耳膜被打穿孔。一次，陈好燃的手和胳膊被人打伤，吃饭时不知道用手。“让他吃饭时，他都不知道用手，直接用嘴对着碗去吃。”想起儿子遭的苦，贝丽婵再次泣不成声。尽管儿子小学期间几次被打得住进医院，但受观念和舆论影响，贝丽婵却一直没送儿子去培智学校。直到丈夫病逝后，看到进入初中的儿子太受欺负，她才狠下心送儿子到培智学校。
在贝丽婵眼里，儿子到培智学校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有自信了，自理能力也强了。”更令她欣喜的是，今年8月儿子代表学校去哈尔滨参加特奥会时，在地滚球项目中获得个人铜牌和混合金牌。回忆儿子人生中第一次得奖时的情景和心情，被苦难压得喘不气的她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她特别感谢培智学校培养了儿子。在培智学校找到自信的陈好燃去年就应该毕业，因毕业后没地方去，学校只好让他今年七月毕业。现在毕业后的陈好燃，依然没地方。这让贝丽婵很发愁。
庄夏萍和贝丽婵同病相怜。庄夏萍的儿子白先成患唐氏综合症，8岁到市培智学校，今年19岁，本来也应去年毕业，同样因为毕业后没地方去，学校也只好让他今年毕业。9月1日起不能再上学的白先达，现在每天仍来到学校。门卫不让进，他就站在校门口，总是站两三个小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2001年以前轻度智障学生多一些，但当时的就业率也不足10%。2001年以来中度、重度智障学生比较多，毕业后基本都没地方去。”市培智学校熊副校长介绍，1990年正式成立的培智学校，目前已经毕业100多名学生，基本上都没就业。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0年成立的灵川县培智学校，1999年成立的荔浦县特殊教育学校，现在也为智障学生的毕业问题犯愁。
曾经的努力
相同的境遇，让贝丽婵、庄夏萍和更多智障孩子的家长多次找有关部门呼吁解决智障学生的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她们希望桂林能有一个呵护智障孩子的庇护工场。
“这些孩子毕业后没地方去，家长又不能整天把他们关在家里。再说关在家里也不放心呀！可是让他出去不安全不说，也影响桂林的城市形象。”贝丽婵是积极呼吁为智障学生筹建庇护工场的桂林家长之一。
其实,前几年市培智学校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就曾对智障学生就业问题进行过探索。如：教学生配钥匙、插花等，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配钥匙的人经过我们学生这里都不来配，而是去旁边老师傅那里配。”熊副校长介绍，目前市培智学校仍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
智障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努力，曾感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胡瑜女士。今年“两会”期间，胡瑜曾就此问题撰写建议和提案。积极奔走呼吁的胡瑜介绍，由于人的心理、思维、能力是在自然、社会、劳动环境下才发展起来的，智障人成年后和健全人一样，若有合适的继续康复的环境，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对他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将贻误时机，加重他们的残疾程度，甚至使前期的康复训练毁于一旦，从而给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智障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不解决，今后学校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问题。”胡瑜希望政府重视智障学生的就业问题。
按胡瑜的一份提案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桂林有智力残疾8·73万人，学龄弱智儿童6千多人（不包括综合残疾人），目前在校读书的残疾学生仅为1053人（包括随班就读学生及聋、哑学生），弱智在读学生只有几百人。
困惑何解？
积极为智障学生就业呼吁的胡瑜认为，解决智障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多方面入手。首先，学校的课程设置应从智障者的具体情况考虑，应为他们将来走入社会、独自生活考虑。除九年义务教育外，还应义务进行2--4年的职业教育，根据具体情况，对智障学生进行一些技能、专业培训，使他们的特长得以发挥，有一技之长，将来能找到一条谋生之路；其次，有关部门应主动与一些能适合部分弱智者工作的企业联系，学校为他们进行定向培训，政府对这些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桂林可以学习其他城市的做法创办庇护工场，智障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庇护工场。
市培智学校熊政副校长介绍，一些轻度甚至中度智障学生经过培训，其实可以胜任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如果桂林有一家庇护工场，智障学生在校期间可以由老师带着实习。荔浦县特殊教育学校熊碧芳校长今年6月初曾随团考察香港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职业训练中心和福利工场等单位。在香港，熊碧芳看到一些庇护工场和扶康会职业中心的工人，都是一些经过训练的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这给她许多启发。“他们都是一些可塑性较强的听障儿童和轻度智障儿童，经过培训后就业是完全可能的。”她希望得到政府和各级残联的支持，将来在荔浦县办一个“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为残疾人就业闯出一条路。
市残联副理事长王子桂坦承，智障学生毕业后呆在家里长期隔离社会，智力得不到进一步开发，不仅分散家长的精力，也会增加社会的负担。他认为，从长远考虑，为智障人开办庇护工场是残疾事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市残联努力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庇护工场如何办？产品的质量和销路如何解决？他希望将来培智学校、聋哑学校搬迁时，将庇护工场的建设考虑在内。这样，不仅老师辅导智障学生方便，而且智障学生毕业后就业也方便。如果庇护工场打出品牌，将来还可以多渠道筹集外界资金、获取商业供求信息，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如果那样，将是桂林智障家庭的福音。”他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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