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吉林大漠深处，弱水河畔，高耸的发射塔直刺云天，这便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胡杨泛黄的季节，当我们跟随发射测试站官兵来到东风烈士陵园，凭吊他们为祖国航天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友，面对茫茫天地间如林的墓碑，久久失语……

　　这哪里是墓地？它分明是一方威武的军阵——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臻元帅一马当先，在他的巍然挺立的汉白玉墓碑后，是从将军到士兵依次排开的10列纵队，向着远方高高的发射塔送去庄严的守望。

　　军阵中的672个英灵，平均年龄只有24岁。

　　胡杨林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守望的将士们，从春到冬，年年岁岁……

　　是什么让他们的灵魂有如此割舍不下的深情眷恋？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在这片洪荒大漠里长青不朽？

　　无名烈士碑载录下一个悲壮的年代，“七勇士”的足迹犹在，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已化作大漠里不落的太阳

　　人们已经无法确定，第一位在这座陵园安息的烈士姓名，只知道他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今天，他的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4个字。

　　这位无名的烈士，代表着一个悲壮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和平盾牌。

　　于是，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国的一支大军，开进渺无人烟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卧薪尝胆，倚天铸剑。

　　千里戈壁，支起几万顶帐篷，架起几千口大锅，十万官兵发出“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豪迈誓言。

　　今天当我们站在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的墓碑前，当年发射测试站“七勇士”的身影又从远处走来。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发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此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疏散，除了发射测试人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他人登上了随时准备离开的列车。

　　也正是在此时，担负这次试验发射任务的“七勇士”平静地走向离发射工位只有一百多米的地下控制室。

　　他们向组织写了决心书，在后人看来，这实际上是7份“遗书”。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徐虹，最大愿望就是一旦牺牲后能被追认为党员。他忘不了，曾经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父亲把他送上新兵列车时，眼睛里流露的殷切期望。7个人喊出了同一个声音——“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

　　发射进入一小时准备，一直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在撤往20公里以外的敖包山指挥所时，与“七勇士”一一握手作别，并响亮地喊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徐虹。这一刻，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大战前夕元帅与士兵之间那种特有的深厚的默契。

　　这之后的事情为全世界所见证，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巨大成功。当时的外电评论道:“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整整40年过去了，当我们跟随佟连捷、徐虹两位老人，在茫茫戈壁滩寻找到他们当年的发射阵地时，那里只剩下水泥浇筑的点点痕迹，狭小的地下室已空无一物，仿佛大漠里的一口枯井，惟有在发射台附近残存的一面墙上依稀可辨的标语，透出那个年代的豪情与悲壮。

　　今天的中国，昂首挺胸，她早已经拥有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和平盾牌；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度……

　　发测站官兵难以忘记，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逝世，他把戈壁大漠选为了自己永久的宿营地。那一天，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0多毫米的戈壁滩，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悲伤的人们深深懂得，聂帅有着多少未竟的壮志，有着多少殷殷的期盼。官兵们雨中宣誓:中国人的飞天梦将在我们手上实现！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又来，他们选择大漠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在飞天大舞台上写下最壮美的人生

　　高级工程师胡文全长眠烈士陵园时，只有54岁。作为哈军工的第一批毕业生，他来到戈壁滩的第一天便投入了新型号任务的试验，几十年里，他获的奖、立的功，光证书就装了两抽屉。

　　那是来到大漠的第28个除夕，他因胃部剧痛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癌变深度扩散。“怎么不早来呢？”说出这话，医生落泪了。

　　胡文全却深悔自己进医院太早，就在他陷入昏迷的前两天，还就一个技术问题找来有关人员谈了一下午。他去世后，同事们从他的办公桌清理出几十万字的试验笔记。留给后人的这笔财富，或许是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了。

　　在一座墓碑前，我们看到了一束美丽的绢花，为肃穆的军阵平添了几分柔情。这里安躺的是潘仁瑾研究员。她的丈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刘明山将军，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痛的故事。

　　1962年，他们双双考入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时，刘明山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潘仁瑾留校任教。本来，她可以这样舒适地呆下去，甚至可以回到家乡上海。可婚后第3年，31岁的她却不顾学校的一再挽留，坚决地来到了丈夫工作的地方。

　　为了爱情吗？当然。不过，她从来不否认这里还有让她更加迷恋的飞天梦。为了这个梦想，她怀着孩子时，还在几十多米高的发射架上一天爬几个来回；为了这个梦想，她忘我工作，常常从深夜到黎明。当她的胃终于由不定期的疼痛转而吃不下东西时，依然在为中国将要发射的第一艘飞船马不停蹄地做着发射场的计量工作，直到有机会到北京开会，顺便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胃癌晚期。最后的那些日子，她再也无法回到眷恋的大漠。

　　刘明山永远不会忘记，妻子在去世前的一个晚上，靠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弹起了他特意从家里带来的那把四弦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他们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忽然，妻子轻轻地说:“这一段时间，我总是在做梦，梦见我们的飞船真的上天了……”她笑了，很甜。

　　她终究没能等到飞船上天的那一刻，6个月后，她的美丽人生在最成熟烂漫的季节停止了。“活着没有看到飞船升空，死去也要守望祖国航天事业。”——她留亲笔遗嘱。灵车将她的骨灰运回戈壁的那一天，无数官兵垂首伫立，为她送行……这一年，她55岁。

　　在这座无言的军阵里，像潘仁瑾、胡文全这样悲怆凄美的故事，无法一一细数。仅仅能够说出的一个又一个名字已让我们难忍伤痛:刘德普、谢秀玉、温敏、童自英……

　　面对英灵，我们无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自己生命的不珍惜。走近他们，我们才更深切地懂得:这些背负着民族和国家梦想的人们，在神圣而艰巨的事业里，在燃烧的激情下，拼搏——是他们唯一而又甘愿的选择！

　　逝者如此，生者依然。

　　现任发射测试站站长、神舟一号到六号飞船的“零号指挥员”郭保新，几乎记不起自己有过休闲的时候，即使他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万众欢呼的胜利时刻，但他坦言“自己哭的机会比笑的多”。

　　在这个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一等功的发射测试站，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字:仅最近3年，全站有59人推迟婚期，231人推迟探亲，71人家中亲人病重不能照顾，17人的父母去世未能回家奔丧。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意味着一种牺牲、一种奉献。女工程师高利琴，女儿出生不久便主动提前结束产假，由于她所承担的任务要经常在野外阵地作业，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回不了家，孩子在家饿得嗷嗷哭，姥姥只好给她灌一点小米汤，而高利琴这时却要在阵地上找个背人的地方，悄悄把涨满的奶水挤掉……

　　哪一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儿女不孝敬自己的老人？哪一对爱人不渴望长相厮守？但是，在大漠深处，发测站官兵奉献出全部力量和智慧的同时，也奉献出了自己的万般儿女情长。

　　九泉之下的英灵，当为他们活着的战友而骄傲。奉献、高尚，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大漠航天人的血脉里流淌……

　　将军从朝鲜战场上走来，士兵从烈火中走去；祖国绚丽的航天事业让每一个普通的灵魂折射出自己的光芒

　　在聂荣臻元帅墓的两侧，是一排将星闪耀的墓碑:这些生前跟随聂帅把毕生精力融入共和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将军，死后依然在聂帅麾下，守望着他的士兵们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绚丽瞬间。

　　48年前，当美国人已经进行了66次核试验和成百上千次导弹试验时，从朝鲜战场归来，出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还从没有见过火箭是什么样。

　　这位当年在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营长，拍着桌子给官兵打气:“没见过又怎么样，我们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正是凭着这冲天的豪情，实现了“中国装备史上的重大转折”。将军生前曾对老友感言:他这一辈子就两件事值得说，一是强渡大渡河，另一件就是受命创建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将军去世时留下遗言，骨灰一定要葬在靶场所在的戈壁大漠。

　　还有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第四任司令员徐明……几位将军都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了大漠。

　　英雄的将军身后，必有英雄的士兵。

　　24岁牺牲的战士王来，是发射测试站的普通一兵。

　　那是在一次大型试验任务之后，一名战士在泄除液氧时，不慎将一簇骆驼刺引燃，慌乱中他用脚去踩，引起了爆燃。当了5年加注手的王来箭一般地从十多米外冲上来，拼命地扒下那位战友已经起火的衣服——战友得救了，而他自己却在液氧分子的包裹中，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当更多的战友向他冲来时，深知特种燃料特性的王来留下了最后一声吼叫:“别过来！”转身便向戈壁深处跑去，10米，50米、100米、150米……燃烧的“火炬”离战友、离装备车、离高压线越来越远，戈壁滩上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

　　有一座“九烈士”合葬的坟茔，他们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中，葬身火海，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8岁……

　　抚摸着一座又一座安卧着如花季一般生命的墓碑，心痛如割。这些可爱的战士，由于分工不同，有的人甚至连一次发射都没有见过，但是，发射场上的火箭和卫星始终在他们心中升腾。

　　今天，当我们走进烈士们生前战斗过的一座座军营，依然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生生不息的英雄魂魄。

　　我们来到了中心一个技术保障单位，见到了8位6级士官，最大的57岁，最小的也已经50岁，8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是418岁，他们笑称自己是全军最老的兵。

　　从十七八岁穿上军装，来到戈壁滩，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应了当年人们的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8人中，有两个人的儿女也穿上了军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其中李振强的儿子恰恰和父亲同一单位，少尉军衔，是父亲的上司。

　　当我们跟随他们穿过一间间被高温和噪音淹没的车间，难以想象他们这辈子是靠了怎样的坚韧走过来的。其实，他们早就可以光荣退伍，离开戈壁。

　　但是，工作需要——就是他们留下的全部的理由。

　　在一个叫做“70公里”的地方，我们还见到了负责养护运输火箭卫星专用铁路线的战士。这个站点处于大漠风口，风沙肆虐时，铁轨常被埋到一米多深。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扒沙”。

　　握着他们粗糙坚硬的手，我们印证了那个让人心酸的故事:一位将军来视察时，与战士挨个握手，当握到第5位时，将军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看脸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手却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哪！”

　　在这大漠戈壁，在这托举起火箭卫星飞船，托举起共和国一个个崭新高度的地方，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所付出的又何止是双手，又何止是青春年华。

　　发射测试站官兵只不过是万千无私奉献的中国航天人的一个缩影。

　　就在11个月前，2005年10月17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祖国。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这戈壁深处的烈士陵园。终年不断的大漠长风，扑打着弱水河边的胡杨林，迎风伫立的一座座墓碑，依旧深情地守望着远方，守望着他们生前为之奋斗，他们的传人还将继续奋斗的航天事业……

　　(新华社酒泉9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