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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妇女独立团中一员，安秀英在长征途中遭遇土匪冷枪
打仗时，我们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还抬担架、修工事，运粮食弹药、抬伤员。当时后勤的活都是女兵干的。
不打仗时，上午打毛线，一个人半斤，打草鞋，下午到处去挖野菜，因为粮食经常会不够。
人物简介
安秀英
92岁，1914年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1935年7月，长征途中，她在四川黑水遭土匪袭击受伤，养伤时被土匪抓走，被迫当了5年土匪头目姨太太的丫鬟，后来逃出，但未能找到组织。
一直到1984年，她的红军身份才被证实。
长征揭秘
邓颖超等32名女红军随军长征
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
30名女红军中，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金维映、刘群先、肖月华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危秀英等，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政治战士还要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
据介绍，参加长征的女同志要经过体检，身体合格者才能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的夫人和担任了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否随军转移，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最初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4人，包括彭儒和贺怡，她们因为自己的丈夫陈正人、毛泽覃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来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长征出发不久，又有两名女同志因病返回苏区，最后到达延安的女红军只有30人。
据新华社 92岁的老红军安秀英手拿“流落红军证明书”，她曾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正规女兵部队———妇女独立团中的一员。
四川小金县是一个遍地石头的小城，8月17日晚，在安秀英家的院子里，92岁的她，仍然显得很硬朗，手热乎乎的，很有力。之前，老人家住在离县城120多里地的大山里。而70多年前，她曾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大规模正规女兵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中的一员。
参军前
给富人家当童养媳
安秀英
的老家在四川阆中，她小时候家境贫寒，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帮人打短工，12岁时被送给一富人家做童养媳。安秀英说，她经常被那家人打骂，于是待了五六年后就偷偷跑回家，但又没地方去，这时恰好红军来了。
新京报：还记得参加红军时的情景吗？
安秀英
（以下简称“安”）：不记得啰，我那时候没地方去，没有饭吃，在红庙场路边哭，红军正好从那里路过。
新京报：是你主动要求参军的吗？
安：不是，一个战士看见我哭得伤心，问“小姑娘，你住哪里？到哪里去啊？”知道我没地方去后，就问我愿不愿意当红军。
新京报：你当时就答应了？
安：我说，我得问一下我母亲。后来母亲同意了，我就跟着红军走了。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啊？
安：红军打土豪，分粮食，有饭吃。那里很多人参军，也有很多我这样的女娃子。
新京报：还记得参加的是哪支部队吗？
安：妇女独立团（当时为独立营），一个团都是女的，好几百人，团长姓吴（实为政委吴富莲）。
做女兵
收缴武器抬送伤员
一个月前，一个剧组在小金县达维镇红军当年会师的桥上拍电影，二儿子带着安秀英去看。老太太瞅着演员说：“嘿，还真像，跟当年一模一样呢”。
新京报：当年女红军和男红军有什么不一样？
安：没有什么不一样。穿着灰色军服、红军帽、绑腿，剪了头发。干活和男的一样。
新京报：你们也训练？
安：当然训练，出操、刺杀、投弹，都练。女战士的军事训练同样严格，和男同志没什么区别。
新京报：当时打枪了吗？
安：最开始没有发枪，后来有了，第一次打枪很怕，后来就好了，解放后我还带头去打过野猪。
新京报：你们主要做什么？
安：什么都做，比男兵还杂。打仗时，我们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还抬担架、修工事，运粮食弹药、抬伤员。当时后勤的活都是女兵干的。
新京报：不打仗的时候呢？
安：上午打毛线，一个人半斤，打草鞋，下午到处去挖野菜，因为粮食经常会不够。为了鼓舞士气，每次行军，女兵们经常要带领宣传队来到部队唱歌，调动部队积极性，所以平时就教认字、唱歌。
新京报：都唱些什么歌啊？
安：就唱“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新京报：那时候的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安：没有印象了，就记得经常去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吃的也是打土豪分的，长征前应该没有怎么挨过饿。
长征中
女兵找粮男兵做饭
在家乡转战将近两年，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是一趟离家越来越远的行程，以至于多年后，掉队的安秀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新京报：出发去长征时舍不舍得离开家乡啊？
安：没有印象啰，那时候天天走路，离阆中越来越远。
新京报：还记得走了哪些地方吗？
安：过草地、过黄河（实为嘉陵江）、巴郎山、二郎山……不记得啰（回忆良久）。天天走路，白天不敢走，怕被发现了，都睡觉，晚上走路，走到哪儿都不知道。
新京报：那时候吃得怎么样？
安：一般是吃青稞面。没得吃的时候，经常喝的是汤汤，没有稠的。有时也吃牛皮羊皮，饿得时候捡到啥就吃啥。
新京报：穿的和住的呢？
安：苦啊，没得穿。我们女的住的是最好的，几层的土楼，我们睡最上面，男的睡下面。煮饭的重活也是男的干，带的锅啊、盆啊什么的，也是男的挑，我们经常出去打粮———就是找粮食。
新京报：找谁打粮食？
安：富人家，我们只要吃的，穿的不要，没法穿，就都分给穷人老百姓。
遭冷枪
右腿中弹留下养伤
妇女独立团在保障部队后勤的同时，还得救护伤员，同样面临随时到来的战斗。不少体弱多病的女红军成为敌军和土匪袭击的对象。
新京报：长征时女兵也打仗吗？
安：一样的，我们也有枪，跟着打仗。到黑水时，我们十几个人走在大部队后面，土匪藏在树林里放冷枪。我右腿挨了一枪。
新京报：你们怎么逃脱的？
安：一边打枪一边跑，土匪也打枪，我们中好几个人死了。
新京报：你的伤怎么样？
安：（卷起右腿裤脚，可见明显的弹孔）两颗子弹从这里打过去，扎进肉中，幸亏没伤到骨头。后来卫生员用刀子划开伤口，将子弹取出来了。伤口有8厘米长，现在这里还经常疼。
新京报：就是那时掉队了？
安：嗯，追不上部队了，他们把我们几个伤员放到藏民家养伤。后来我们伤好了，往北走追赶部队，但追不上，以为红军没了。
遇土匪
当5年丫鬟后逃脱
掉队的安秀英吃尽苦头，在川陕甘不少偏远地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和土匪都是红军的死敌。落难的安秀英不幸落入土匪窝。
新京报：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安：我们几个只好又往家乡方向走，半路被一群土匪堵截，我躲到了山上的庙里。一天晚上，几个土匪也到庙里借宿，有十几个，我就被他们抓走了。
新京报：他们怎么处置你？知道你是红军吗？
安：知道，但他们也怕红军，不敢杀我。土匪的头目叫“周连长”，有5个姨太太，他让我伺候五姨太，给她当丫鬟。
新京报：当丫鬟时经常被打骂吗？
安：还过得去，五姨太很漂亮，心肠也很好。还有一个大太太，据说喜欢打人，但没有打骂过我。
新京报：你想过逃跑没有？
安：好多次，从周连长住的地方到五姨太的地方要翻越好几道山，我跑了好几回，都被抓回去。有一次，跑了5座山，一路吃瓜当饭，还是被发现了，他们用几支枪顶着我回去了。
新京报：那后来是怎么逃出来了？
安：后来我就死心了，没有逃跑的念头，一直当了5年丫鬟，直到土匪内讧，周连长被打死了，我才趁乱逃了出来。我跑到小金县潘安乡，遇到一个好心的老太太，她孤身一人，就收留了我。后来还给我介绍了丈夫，我就在当地安家落户了。
解放后
找到老家难觅亲人
解放后
，安秀英很长时间没有证实自己的红军身份。一直到1984年，她才拿到了“流落红军证明书”。
新京报：解放后，你有没有向人说起过自己的红军身份？
安：没想那么多。
新京报：是不是不好证明？
安：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老家的人都找不到了。长征出发时我不识字，不记得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家。
新京报：现在找到了吗？
安：1966年，县里一个文书知道这个情况，帮了我的忙。我向他描述家乡的样子，终于找到了，我回了老家阆中一趟，家里就剩下50多岁的哥哥和姐姐了。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都去世了。
新京报：那你的红军身份什么时候落实的？
安：一直到1984年，县里派人调查，才证明我是流落红军，每个月发15块钱的生活费，现在涨到240元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立强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立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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