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偏热的经济形势并未在根本上得到转变，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将更趋“刚性”。

　　日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称，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回顾上半年，针对“信贷”和“投资”两个过快因素，央行出台了一系列强力措施，包括上调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半月前又上调存贷款利息。投资方面，发改委发力控制新上项目，清查亿元投资。

　　在手段上，可以说行政与经济手段并用，采用了“组合拳”。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投资”和“信贷”仍然是高层头痛的关键。曾培炎继续表示，下半年调控的重点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增长。

　　“可以预见，未来需要加强和维护上半年的政策风格。”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今年后几个月，货币、信贷政策可能继续从紧，但会控制力度。

　　发改委宏观院院长陈东琪曾分析指出，信贷不能降得太多。太高，有通货膨胀风险；太低，又有通货紧缩风险。因此，要相机抉择，适时适度。而袁钢明的判断更为直接：“如果8、9月的数字显示投资没有下降，当然会进一步加息。”

　　实际上，上半年对于“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学界和政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不久前，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就曾表示，控制投资要从地方政府变相为企业担保的“行政体制”入手，行政主导的投资对成本不敏感，单靠“加息”可能难以降温。

　　但是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表示，政府主导的投资往往是上亿元的大项目，对于加息导致的成本上升仍然有制约。“只不过因为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不会有美国那样明显的效果，但效果肯定还是有的。”因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政府必要的选择。

　　“有不同的声音和判断是好事。”袁钢明说，这表明各种博弈的力量在依据自身利益表达对宏观经济的判断。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胡少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调控必须关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总量调控压力虽然有所减轻，但依然在高位运行，所以调控力度还不可明显放松；二是部分结构调整(比如，能耗问题和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压力不断加大，有可能成为下一步调控的重点，效果的出现也更为漫长。

　　在调控难度显现的过程中，对于手段的“选择”与“组合”也在今年上半年作为热点讨论。主要是“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方面的争论。曾培炎在讲话中说：“我们的调控尽可能不用或者少用行政手段，而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的办法。”此前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4月的一次讲话中称要减少行政手段，此后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又表示，不能放弃行政手段，因为行政导致的问题将用行政方法解决。

　　胡少维说，在宏观调控周期拉长的同时，宏观调控体系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多元化格局在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手段也在不同地组合运用。“这无论是对政府的决策机制，还是对调控的政策效应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他说。

　　“尽管我国宏观调控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博弈却是这种格局得以强化的重要原因。”胡少维指出。

　　他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政策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因此，必须同时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制度安排和政府工作方针中的问题，合理界定和限制政府和官员权力，并逐步建立对等的财权与事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