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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一代人的“心灵鸡汤”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9-19 9:49:31 ·来源：新京报
三任主要负责人讲述中国发行量最大刊物的故事 胡亚权，1944年出生于甘肃，196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75年调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创办《读者文摘》，并担任副主编。 郑元绪，1945年生于山东，4岁到北京，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1年参与创办《读者文摘》，任副主编多年，1994年离职。 彭长城，1953年12月生。1982年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读者文摘》杂志工作，1986年7月任《读者文摘》杂志副主编，2002年1月任《读者》杂志主编。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创刊：两个理科生的完美合作
1980年秋天，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编辑、36岁的胡亚权从总编辑曹克己那里得到指令，准备办一本杂志。他表示自己一个人干不来，曹克己表示，他要谁就给谁。此时，胡亚权的第一反应就是文教室编辑、35岁的郑元绪。此前，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的胡亚权写过一本数学游戏的小册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两人因此交往起来。对于办杂志，郑元绪感到很突然，但同意与胡亚权一起干。
两人还在社里找了两三个人，但他们都表示了拒绝，于是，两人就在总编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先干了起来。好在社里没有规定杂志什么时候出来，多长时间一期。此后，两人开始了愉快而默契的合作，胡亚权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经历很相似，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市民家庭，我家在农村。我们学的都是理科，毕业以后都在农场劳动过。还有，我们俩都喜欢读书。”多年之后，两人一致认为，这是一辈子最愉快的合作。胡亚权还分析说，“我们俩在性格上有些互补，我比较冒进，他比较沉稳；我比较粗心，他比较细心；我考虑事情喜欢创新，他考虑事情比较缜密。所以，在办杂志的时候，对于双方的分工互相都知道。”郑元绪则说，“我们俩对哲学、法律、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怎么说，谁的观点出来了……都很有兴趣。现在回想起来，老曹让我们两个理科生编这个杂志，眼光还是很独特的。”很快，两人商定，准备办一本双月刊的文摘类杂志，但用什么刊名还没有想好。郑元绪回忆说，“我孩子病了，胡亚权就到我家里来，在小桌子上给杂志设计栏目，想刊名。我的朋友从香港寄来了三本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本，我还没看，胡亚权说：这不错，我拿回去看看。”第三天，胡亚权还回来了。“《读者文摘》平民化的风格，朴实的叙述，在平凡的事情中以小见大，反映人性的光彩，使我们很受启发。而且翻译完全本土化，就像一个中国老文人写的。”郑元绪说。经过出版社讨论，最终确定用《读者文摘》作为刊名。1981年4月，出版社向上级部门申请刊号，上级部门同意《读者文摘》1981年4月正式创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创刊号换稿风波
刊名确定后，他们借调了一个工人过来初选稿件。两人把最近几个月能看到的东西都搜罗过来，郑元绪回北京后，跑遍各大书店去买书和杂志。郑元绪买了一本《文汇增刊》第七期杂志，胡亚权拆开用图钉钉在柜子上，然后照着画版式，并用了一张电影演员娜仁花的照片做封面。
创刊号的内容编完以后，两人决定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不料，到3月初，上级部门紧急通知他们暂停出刊。上级部门领导调去当期杂志审读，指出一些文章存在问题，需要撤换。曹克己做了检讨后，把胡亚权和郑元绪找去商量，要求撤掉这几篇稿子，三人还商定，杂志以后不用敏感题材吸引读者。
由于4月就要出刊，组织稿子补上已经来不及了。胡亚权说，“我当时读到了张贤亮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后来被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觉得不错，想用这个顶上去。郑元绪去北京找赵朴初题写刊名一回来，他就说起了自己的意见。郑元绪称，“胡亚权一说起小说，我心里一咯噔，马上就想起在《朔方》上读过的《灵与肉》。”于是，这部小说就被转载到了《读者文摘》的创刊号上。
胡亚权说，两人不约而同地喜欢《灵与肉》，这可能与两人阅历相似和价值判断趋同有关。
1981年4月，《读者文摘》正式创刊，48页，定价三角，首印了30000册。由于与邮局没有谈妥，他们与当时同属一个系统的新华书店协商后，新华书店同意代销15000册，剩下的15000册，出版社准备寄赠给全国县级以上文化馆，各省市大学以及全国两千多个县邮局，并附上杂志订单。包括副总编在内的全社编辑人员都帮助他俩抄信封。按照郑元绪的说法，杂志销量几乎是直线上升，因此第3期交邮局发行。出到第7期的时候，《读者文摘》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4万。到1983年年底，达到了130多万，1984年初，是180多万。此后，发行量一直稳定在这个数字。
1982年元月，《读者》现任社长彭长城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了《读者文摘》杂志社任编辑，四年半以后，他被任命为副主编。1985年年初，胡亚权被调入甘肃少儿出版社任总编，郑元绪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不得不全面负责《读者文摘》的工作。
分印：时机一到才水到渠成
1987年10月，郑元绪到武汉开会。同时与会的《故事会》等杂志都准备在全国各地分印。他还打听到，分印的价格比兰州要低很多，而且印刷质量很好。回到出版社之后，他马上向出版社领导反映，请求出版社支持《读者文摘》分印。
郑元绪提出分印并非一时冲动和跟风，几年来，杂志饱受发行时间滞后之苦。由于杂志几年来发行量一直稳定在180万，兰州市新华印刷厂需要15到20多天才能印完，加上发行时间，有些地区的读者收到的杂志往往要滞后一个多月。郑元绪说，“长远来说这样肯定不行，幸亏当时盗版不多，不然就很麻烦了。”为了分印，郑元绪跑到了北京，找到国家邮政总局。
邮政总局有规定，发行量在40万册以上的杂志必须分印。他拿着总局的文件回去了。由于当时的出版社、新华书店和印刷厂都属于兰州市新闻出版局管辖，新闻出版局很为难，既不能断然不许分印，又不能不考虑兰州市新华印刷厂的饭碗问题，因为该杂志的印刷是他们最主要的业务。此外，兰州市邮局是总发行，他们不愿意利润流失。郑元绪和已经担任副主编的彭长城四处奔波，要求上级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经常跑工厂，郑元绪和彭长城与工厂的领导、科室人员、车间主任甚至工人都已经很熟悉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一知道他们打算分印，工厂人员就过来求情，两人也无法板起面孔直接拒绝。
郑元绪称，“当时，厂长、科长带着东西，天天在我家里泡着，跟我讲述他们工人生活的困难，说如果我们把这碗饭端走了，工人就怎么可怜。他们还找了社领导，并带着工人去出版局局长家里坐着，要求不要分印。”郑元绪和彭长城还请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和兰州市邮局的领导吃饭，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苦衷。郑元绪称，虽然自己有了国家邮政总局的批文，但兰州市邮局就是不同意分印，因为现在发行量太大，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盈利来源。
他们说：“我们为了发行《读者文摘》，添了多少人，买了多少设备，在铁路部门买了多少站台，你如果分印了，我们怎么办？”《读者文摘》创刊号。
1993年7月，《读者文摘》改名为《读者》。
1987年年底，杂志的发行量由180万减少到140万，这个刺激太大了，它迫使郑元绪硬着头皮在武汉设了一个印点，从1988年4月开始，这里印刷的20多万册杂志由武汉市邮局在两湖两广分发。分印之后，印刷厂提出，我们已经让了一步了，希望三年内不要再设新的分印点，但是，杂志本身的发展显然才是根本。这时，郑元绪带着发行处的人到全国各地考察，1989年在天津设了一个分印点，杂志主要发行到河北、东北和北京。
同样是在1989年，新一轮的期刊竞争开始了，一些发行量上百万的杂志成倍下降，《读者文摘》内部也有人要求转变以宣扬真善美为主要目的的办刊方针。此时，郑元绪没有被这些意见所左右，他坚信人性力量的永恒。到1990年年底，杂志发行量达到198万，到1993年，杂志发行量上升到了350万。
从《读者文摘》到《读者》
早在兰州的《读者文摘》在中国问世之初，美国的《读者文摘》就对这本同名杂志比较关注。1982年初，美国的《读者文摘》写信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许力以，要求兰州的《读者文摘》改名。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胡亚权、郑元绪等人也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信转到编辑部以后，编辑部回信表示了拒绝。当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通过，美国的《读者文摘》当即为中文版《读者文摘》进行注册，并于1982年12月30日被中国工商总局批准。
80年代中期，他们又要求中方停止转载他们的文章并质疑了兰州的《读者文摘》商标的合法性。1989年，郑元绪想出一个办法，用《读者文摘月刊》的名义提起了商标注册，并悄悄使用在杂志上。在公告期的最后期限，美国的《读者文摘》提出异议，让杂志社答辩。
1991年3月，郑元绪开始绞尽脑汁写答辩书。首先，《读者文摘月刊》是6个字，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是4个字，其次，你说你是驰名刊物，你的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发行量只有500本，而《读者文摘月刊》的发行量是二百多万，到底谁更驰名？答辩书写好之后，很快交给了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员会没有立即裁决。
美国的《读者文摘》在中国有一个代理机构，几次与《读者文摘月刊》函件往来，郑元绪称，对方是“很不客气”。他说，“我们也很不客气，觉得不能向他们让步。中间，他们还通过我清华的校友斡旋，希望我让步。
他们还通过《新闻出版报》的领导游说，转达他们的意思。”但是，郑元绪没有同意。加上当时正是杂志从每期180万份翻番到350万份的关键时期，这件事情就被晾到了一边。
当这个事情没有动静的时候，郑元绪的想法变了。他判断，这个事情虽然没有定局，但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没有这个官司，美国的《读者文摘》在很多国家都有版本，如果自己的杂志要发展，将来走出国门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这显然不利于一份已经达到二三百万大刊的发展。
此外，美国的《读者文摘》毕竟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刊物，不仅创刊在前，在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到河南开会的时候，他对期刊司司长张伯海说，“我想还是改了吧，长痛不如短痛，以后刊物还要发展呢！”张伯海很支持他的意见。郑元绪就表示，想以《读者》作为刊名，既简洁大气，又有一种延续性。张伯海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回到出版社以后，跟包括胡亚权在内社里的人交换了意见，他和彭长城都认可了这个名字。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1993年上半年做舆论准备，下半年举办征名等活动，1994年正式用新的刊名。
改名：牵动了那么多读者的心弦
这个计划刚做好，国家商标局就打来电话，让杂志社第四期就用新刊名，这显然不行。
编辑部马上把已经准备好的第三期封二改成了征名启事，第四期再登一期。同时给商标局打电话，表示肯定改，但要有一个准备过程。因为我国邮局的征订是以半年度为时间单位，所以要从下半年开始改；另外，改名的前三期过渡的时候要有原刊名。商标局回复杂志社说，美方因为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已经表示同意了。
两期征名启事刊出后，读者的来信多极了。有题名的，有痛哭流涕的。在读者征名中，取名最多的是《读者》。在4月底确定了《读者》的刊名以后，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个律师给郑元绪打来电话，说要跟他见面。两人约好5月3日在北京见面。他们在国贸租了一个地方办公。郑元绪称，这个律师是一个美国人，大个子，口气非常强硬，说听说你们准备用《读者》做刊名，这是我们不允许的。郑元绪没有答复他，只说第六期才能公布新刊名，现在所有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东西不要作为今天我们谈的内容。
此外，改成什么名字有中国的审批程序，没必要听取别人的指使。美国律师又放出一些狠话，但郑元绪说“我没有被他吓倒。”谈完以后，美国律师还请郑吃了一顿西餐，当然，这时，两人就很友好了。
郑元绪回兰州后，杂志的新刊名正式公布，同时做了一些工作，用最快的速度，抢在美国《读者文摘》之前办好了注册《读者》商标的审批手续。
改名毕竟是一件大事，必须借助媒体的力量。郑元绪首先联系了新华社甘肃分社，但他们不感兴趣，说这官司你们赢了我们可以报道，现在这样我们不发稿。好在出版社里有一个人认识中央电视台的人，郑元绪通过他找到肖晓琳的“观察与思考”栏目。当时，它是中央电视台影响最大的名牌栏目。郑元绪称，“我当时的思路非常明确，在电话中跟肖晓琳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有关知识产权和商标法最好的案例，如果你们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可以过来随便拍，即使把我们当成一个反面案例都没关系，不需要你们给我们杂志做任何宣传，只要能让观众树立商标的观念。由于我提出了这么一个低调的要求，肖晓琳带着摄制组马上就过来拍了。很快，节目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出后第三天，新华社甘肃分社也来找我们，说要报道这个事情。”此外，杂志社平时与全国其他报刊关系也很好。在平时转载其他刊物稿件的时候极为客气。郑元绪在编辑部说过，我们是吃人家的饭，人家在养活我们。人家组来稿子编辑、采写、加工，弄了半天我们拿过来就用，必须在脑子里对别人有感恩之心，与别人打交道，要从心底感谢别人。
因此，编辑部给别人一封短短的回信，都非常客气。这时，杂志社发了上百封信，请这些报刊报道《读者文摘》改名的消息，他们全都发了。所有刊发消息的刊物，杂志社也都回信致谢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刊物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大家也都接受了采访。因此，刊物的发行量一点也没有受到改名的影响。1993年7月号，杂志正式启用了《读者》的刊名，改期杂志右下角还有“原《读者文摘》月刊”的字样。
1994年1月，郑元绪因为遭受感情危机，决定离开兰州，因而提出辞职，出版社竭力挽留无果，在这种情况下，胡亚权回到了《读者》杂志社任常务副主编，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副主编彭长城则负责经营、业务。之后，《读者》先后推出了盲文版和第一个子杂志———《读者》乡村版。2000年，《读者》又改为半月刊。
2002年，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胡亚权又创办了视觉杂志《读者欣赏》，彭长城则升任主编。
杂志档案
《读者》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类期刊，1981年4月在兰州创刊，创刊名为《读者文摘》。初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半月刊。因与美国《读者文摘》同名，1993年7月改名为《读者》。《读者》自创刊以来，长期坚持真善美的基本价值。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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