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

　　在17日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

　　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据了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涉及的部门主要有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物价局、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工商总局等。

　　另据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国务院医改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如果不出意外，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即可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消息人士称，从表面看，“英国模式”照顾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率，从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英国的医疗体制提高了实际的效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

　　有分析认为，在英国的基本医疗体系中，社区医生对每户人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加上由政府组织的各种体检，随时可以把许多疾病消灭于萌芽当中。如此，尽管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服务不能尽如人意，但真正去大医院看大病的人却减少了许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极大提高了效率”。此外，对于农民，新方案仍将坚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借鉴英国模式 推行“一二三四五”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论坛上，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演讲也印证了消息人士提出的“英国模式”构想。这位官员透露了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二三四五”策略。

　　一个目标：

　　即建立惠及全体国民的卫生体系，保障每个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两层服务体系：

　　包括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以及解决急危重症(大病治疗)为主的二三级医疗机构体系。

　　三重保障制度：

　　首先是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制度，通过政府一般税收筹资、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机构、利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和基本药品、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平问题；其次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立法强制全体劳动者加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分担，政府可资助弱势群体加入，以解决大病风险问题(大病保障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第三为商业医疗保险，创造条件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发展，公民自愿加入，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

　　四项实施策略：

　　第一是加快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明确卫生发展的目标、公民的健康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责任；第二是保障卫生投入，确定政府法定的卫生投入水平、完善问责机制；第三是完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保证公立机构的公益性，保证微观机构的行为与卫生发展总体目标一致；第四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保证卫生发展与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五个关键问题：

　　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支付制度、基本药品、管制、发挥中医药作用。

　　专家演说医改敏感话题

　　9月16日，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医药行业巨头们聚首上海，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共同探讨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邀请了诸多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走上讲坛后，许多人都首先发表这样的意见：“以下是我的个人观点，在场的媒体最好不要刊登。”

　　卫生体制改革的议题敏感而复杂，这些带着官方职务的“个人观点”似乎也正发生着冲突。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恰似一人正身处十字路口，究竟何去何从，至为关键。

　　现状篇

　　80%医疗费

　　为“干部”服务

　　去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殷大奎，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原因篇

　　政府投入少

　　百姓看病贵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不重视社区医疗卫生水平。70%至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现在社区医疗水平低，老百姓对社区医院不信任，什么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

　　其次，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在没有了，不过现在国家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第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足。应该以预防为主，不生病，少生病，这样的投入少，效益好。此外，还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问题等。

　　他还特别强调了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医院的不同——政府办医院，应该把人员、经费等全包下来。而事实上，政府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左右，大医院只占1%至3%。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的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导致医院增加临床服务量，而提供的预防和基本服务不足。同时，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而且，难以实施成本控制。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也认为，政府应该把一部分医院的财政包下来，避免医院的创收压力，同时，把其他医院放开，实行税收和行政监管。

　　殷大奎说：“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是与会者的共同看法之一。“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政府投入不足，财政投入占医院当年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在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他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共体为80%至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政府对卫生服务提供的资金非常不足。他说，2／3以上的中国人口要靠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56%。200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成为居民第三大消费。

　　卫生部官员B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预算支出在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1／3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7%，而居民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

　　对策篇

　　确保所有人

　　基本健康需要

　　殷大奎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基本医疗服务，“生了病有人治”。他强调，这种基本医疗服务要有服务规范，保证效果，同时价格低廉。刘远立也很同意这种观点。国际上对公平的医疗保障的共识，是要按需分配医疗服务，按能力大小筹集医疗资金，“最需要医疗服务的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发病率高，但支付能力低，也是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他介绍，北美的经验就是先“雪中送炭”，美国的医疗保险首先关注的就是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墨西哥也是让低收入人群能够基本上免费获得医疗服务。

　　贝汉卫博士也建议中国考虑基本服务的全民覆盖，包括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改善、扩大和整合当前的城镇、农村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资金救助，重点要确保资源落后地区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建立贫困人群的安全网，同时，在“服务包”中纳入基本卫生服务，重点放在西部和贫困人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也认为，我国应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参会一官员透露，经过初步框算，每年1500亿~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目前卫生总支出的1/4~1/3，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低投入照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结果”。

　　殷大奎强调，政府应始终坚持，卫生事业的性质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公平、效率的责任在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而不应将责任推向社会和市场。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应坚持，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并创造发展社会办医的条件和环境”。殷大奎告诉记者，现在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公立医院比重太大，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限制社会办医。上述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但同时要适应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改革医疗卫生体制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健康需求，“优先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不可取，完全均等化的服务也行不通，合理选择是优先确保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二是合理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选择标准是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国民健康结果，选择重点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以及适宜的技术，在整体制度安排上，保大病的思路行不通”。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