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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媒体评论员 鲁宁
上海《文汇报》刊发一条消息：今年一至七月，上海市内28个犬伤门诊点，就诊人数达52503人，按此推算，上海市今年被犬咬伤者将突破10万人。笔者所供职的《东方早报》也有报道：上海有条恶狗，90分钟内沿街连续咬伤13位市民，包括两名孩子和一名八旬老翁。
坏事传千里——到周一晚间，国内外众多网站和通讯社，纷纷转贴或转发上海“狗患”新闻。
一座世界级的大城市，7个月时间内居然有5万多市民遭狗咬伤，无论如何，堪称创下了一个极不光彩的世界纪录。打开网络搜索引擎，输入“上海狗患”的词条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狗患”一年比一年厉害，弄得市民怨声载道。再输入“中国狗患”我还发现，国内无论哪个城市，几乎都为“狗患”所困。
大小城市闹“狗患”，政府难脱干系。一般的大城市，政府专设有犬类管理机构（民间俗称“打狗办”），但“狗患”之祸猛于虎则足以说明，打狗的事，政府没有经常做。上海不少居民社区的狗多于流动的小贩。我时不时看到“大盖帽”驱赶流动小贩时喝五吆六毫不客气，可很少见到“大盖帽”对狗“动粗”。
许多城市，狗主人得为狗“上户口”，打狂犬疫苗，收费不菲。显而易见，若将不菲的领“狗证”的收入，用于武装（养）若干支专业的打狗队，应当不成任何问题。“狗患”愈演愈烈——市民有理由怀疑，某些管狗的和打狗的机构，可能只热衷于颁发“狗证”乐呵呵数钱，却疏于履行管狗的政府职能，要不然，“狗患”咋就如此猖獗？
市民养狗，无论是出于爱好、时尚、打发无聊，还是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只要合规合矩合法，不影响他人安全，不干预其他市民的正常生活，不对社区卫生环境造成污染，应当是允许的。问题是像上海那样，数量如此惊人的恶狗伤人事件，说明有相当多的上海市民虽然热衷于养狗，却欠缺做人的基本素养。抽象地说，狗之恶，背后是养狗人人性的麻木。恶狗伤人，多数情形下与狗仗人势有关。
狗者，几百元、几千元一条太平常，几万元、十几万元一条的不鲜见。狗市、狗医院、狗食专柜、狗美容、狗服装配套成龙形成“狗产业”好不风光。像一些大城市，“狗产业”之兴旺发达足以拉动城市GDP哩！
在中国的城市里，养狗者有相当数量是出于摆阔和斗富，夹带着不健康的心态。养一条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所谓名犬，其一个月的花费，比外来农民工养育儿子一年的开销要高；外来民工加班加点拿到的月薪还买不到一套时尚的“狗袍”，你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时尚”，这样的一种社会奢侈，能说是健康的么？
发达国家，成熟的市民社会里，多数人家养狗，人与狗相亲相伴成为表征社会和谐、生活无忧的一大景观。正因为养狗的人会依法管好狗，那儿的狗很少有伤人的不幸事件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养狗常常与治安恶化有关；在中国的城市，许多为虎作伥的狗，超前兴旺发达的“狗产业”，以及管狗机构的不作为（至少存在渎职现象），共同构成了城乡社会畸形发展的景观之一。
城市社会内部以及城乡社会的两极分化，贫者积贫，富者极欲，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以为，用统计数据定量分析其实是苍白的，很多时候，面对面观察社会——譬如观察“狗患”，虽说不能定量描述，却比那些个现成的统计数据（包括即将出笼的“幸福指数）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更为“一丝不挂”，因而也更说明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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