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征求意见的《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修改草案）》给乘客“打的”设定了七条前置条件。其中一条规定：醉酒者在无人陪同时乘车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谢绝或者中断服务。也就是说，出租司机在遇到醉酒的人单独乘车时，可以谢绝服务。这条规定引起了市民争议（9月18日《现代金报》）。

　　“有的乘客借酒劲非要司机强行闯禁行道、走低速道、违章掉头，不然就以拒载为名不付车费”——按照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的解释，作出出租车可以拒载醉汉的规定，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此类纠纷。站在法律功利主义的角度，或者站在的哥的姐的角度，这当然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制定法规应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因为拒载醉汉的规定，所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群体，不仅仅是司机和醉汉，而必然包括其他民众。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谁负责送醉汉回家？或者说，打不到的，醉汉怎么回家？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无的可打”的醉汉，也许会冒险选择自己开车，而他一踩油门，别人的身体乃至生命可能就遭殃了。因此，简单的“可以拒载醉汉”是不周全的，除非同时在法规中为醉汉提供可以选择的交通方式，比如由警察护送回家。

　　其实，拒载醉汉所直接关涉的是醉汉的“乘车权”。剥夺醉汉的乘车权必须要有理由，那么理由是什么呢？虽然如此规定的本意是要“避免此类纠纷”，可是对于每一个“准醉汉”而言，制定法律的时候“纠纷”并未发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被拒载，依据的不是已经发生的纠纷事实，而只是他的醉汉“身份”。可是，并非所有的醉汉都“非要司机强行闯禁行道、走低速道、违章掉头”，而这样做的也不是只有醉汉，因此以“避免纠纷”为由拒载醉汉，很难说得过去。

　　刑法学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无行为则无犯罪”。这个格言强调对任何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以相应的行为为基础，从而排除了对思想、语言、身份、状态等非行为因素的刑事追究，成为保障人权的一道屏障。拒载醉汉，虽然涉及不到刑事责任，但它同样是对个体权利的一种剥夺。依据“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剥夺应该建立在行为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身份基础上。

　　醉汉把车子弄脏了，我们可以规定其补偿一定的费用；醉汉无故不付车费，司机有权报警并要求赔偿损失。诸如此类，因为是建立在行为基础上，因而是可行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拒载醉汉，却只是建立在身份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就是一种歧视。既然我们不能因为“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而恢复收容无业游民，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为“醉汉都是潜在滋事者”而拒载醉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