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向上的“象牙塔”

　　“妈妈知道我身边只有30多块钱，就给我带了两大罐家里腌的咸菜，说到时买点馒头就可以对付一段时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实习生石瑾 陈淼

　　9月2日，揣着最后的37元钱，18岁的赵盼来到中国农业大学2006级本科生报到的“绿色通道”，申请缓交5000元学费和900元住宿费。

　　“负责审核的老师问我身边还有多少钱，我说只有37块，她显得有些惊讶，”赵盼对前来采访的《瞭望》新闻周刊说，“当时真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为了要面子就不上学吧？好在当时人不多。”

　　赵盼来自江西南昌周边的农村，为让他上大学，家里借了四五百块钱，不过临出门时他的外婆病了，读书钱被改作了救命钱。

　　“我的路费还是一位老乡给垫的，爸爸妈妈商量着要谢谢他，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后来爸爸晚上去逮了些青蛙送他。”说这话时，赵盼的语气坦然，能够使他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是，缓交手续通过后，就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而农大的申请成功率很高；农大的就业率也很高，他就读的化学系大概在70%左右。

　　只是，大学毕业他如能顺利找到工作，按照他对自己千儿八百的预期月薪，六年内他1/3左右的收入将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他还要吃饭、结婚、买房、回报家庭。而他的家庭，现已负债四五万元，为了筹措正在读大二的哥哥的学费，为了应付几位身体不太好的长辈的医药费，这个家庭不得不继续四处举债。

　　聊起赵盼读大学的这种“投资回报”，他同系的师姐、现读研一的黄金莉说：“我们早就算过账，但这没法算，这么算还不难受死了，还不如不读大学呢。只是考虑很多年后，回报肯定会有。”

　　在赵盼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高校贫困生群体。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的1387万在校生（包括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20%，人数在270万人左右；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占5%～10%，人数在70万到140万之间。

　　2003年，是首批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进入求职市场的第一年，这一年也是应届大学生未就业人数创记录的一年。自此，高校就业率一直在70%左右徘徊。仅2005年，全国就有近9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就业难、拖欠贷款的事件开始充斥报端。

　　“妥善处理好200多万贫困大学生的读书就业问题，决不仅仅关系到教育的良性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必将是全面而深远的。”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因为他们背后的家庭早已困顿窘迫，如果高昂的教育投入却不能换得良好回报，那就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挑战。”

　　“资助体系比较完善”

　　陆根书的这一认识，用教育部的语言表述就是：“解决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是我国政府的责任，它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学校乃至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机会均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2004年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我始终认为，资助困难学生，作为党和政府来讲，绝对不是说给几块钱的问题，这确实关系到我们党的宗旨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优越。”

　　张保庆靠人民助学金在上世纪60年代完成大学学业。他的体会是，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困难，亲戚朋友帮助我了，我欠亲戚朋友的情；国家帮助我，我欠的是道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帮助。

　　在今年7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介绍道，中国现已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一套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贫困生资助体系。

　　这个体系诞生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不再实行免费上学、带有“助学”色彩的人民助学金制度也随之更替，特别是90年代后期高校收费改革全面推开，一个数以百万计的高校贫困生群体浮出水面。

　　几经变迁，现在的奖学金大致来源于政府出资、社会捐资和学校出资三种。

　　社会捐资与学校出资的奖学金因校而异，政府投入的奖学金经费数量呈增加之势。比如，自2005年起，“国家助学奖学金”从每年2亿元增加到10亿元，其中，2亿元作为国家奖学金用于资助5万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年4000元；另8亿元作为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53.3万名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生活费开支，每人每月150元，每年按10个月发放。

　　在新闻发布会上，崔邦焱说学生贷款主要包括国家助学贷款、高校利用学校资金对学生办理的无息借款和一般性商业助学贷款三类。国家助学贷款力度最大，自1999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以来，全国申请贷款累计总人数为395.2万人，银行审批人数240.5万人；申请贷款累计总金额305.6亿元，银行审批金额201.4亿元。

　　高校组织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则是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配套措施。高校勤工助学岗位主要有校内的助教、助研、助管岗位，以及实验室、校办产业、后勤服务等。教育部、财政部规定各高校每年都要从所收取的学费收入中提取10%的资金，用于发放参加勤工助学学生的报酬，以及开展其他有关资助工作。

　　此外的特殊困难补助、减免学费和绿色通道（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资助措施）等制度，也分别针对不同情况对大学贫困生予以扶助。

　　崔邦焱对这一体系的评价是：比较完善，基本符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也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受到高等学校的广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学生的欢迎。今后要进一步探索、改革、完善、丰富这一政策体系，把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工作做得更好。

　　“资助力量十分微薄”

　　陆根书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道，现有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力量还十分微薄，不能很好地支持贫困生接受高等教育，且就总的趋势而言，学生资助并没有与学费上涨幅度保持同步的增长。

　　他进而表示：“高校收费改革，以及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都是希望打破政府的‘一包二统’，这是当时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我感觉政府在这个方面放得过多过快。”

　　回溯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轫的1985年，当时的主题词之一就是体制改革。特别是在1992年后，如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即包上学、包分配等，成为教育界上上下下的焦点话题。

　　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于1986年提交的《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报告》表示，变人民助学金制度为奖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学生包得过多，特别是国家要负担大部分学生的生活费用，这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助长了考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一切都要依赖国家包下来的思想。

　　20多年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仍在继续，不让一个贫困生因经济原因而失学的承诺却未能完全兑现，即便有关方面已为此设立了两大保障——奖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研二学生骆永昆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奖学金对贫困生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但它的发放在各校差别很大。比如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本科时，奖学金的金额非常小，一等奖学金只有1000元，到了三等就只有几百元了，社会奖学金的名目也不多，且名额少、数额也不大。因此，一年一次的奖学金可谓杯水车薪。到北大后就大不一样了。作为国家的顶级学府，北大能获得的国家投入和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各种社会奖学金名目繁多且数额也不小，奖学金对生活的帮助更大了。”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管理系主任毛祖桓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奖学金的发放存在“马太效应”和“嫌贫爱富”的现象，即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富裕省份的高校，其获得的各种国家和社会的投入资源越多，而越是没有名气、越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校，其得到的教育投入往往越少。

　　在奖学金投入苦乐不匀的状况下，陆根书对奖学金重“奖优”不重“扶贫”的倾向也表示担心。他认为，受基础教育和筹集生活费的影响，贫困生获得奖学金的难度相对加大，难以充分分享。

　　至于国家助学贷款，骆永昆则用“爱恨交加”来形容。“说爱，是因为要不是它，自己就无法完成本科四年的学业；说恨，则是还贷带来的巨大压力。”

　　骆永昆在本科后考上了北大的公费研究生。他不想迫于家庭条件不好，立即工作挣钱，而放弃自己成为大学教师的理想。但借款给他的银行说，鉴于以前的毕业生还贷率过低，所以银行修改了研究生缓期还贷的规定。这意味着他必须立即还清本科阶段的贷款。他说：“还贷的重压一下如泰山般压到我身上，现在我每月至少要还1200元贷款，再加上养活自己，每个月我要挣2000块左右才行。”

　　回顾自己与助学贷款的“相处”过程，骆永昆直言自己有四大疑惑：

　　第一，各校的助学贷款政策不太一样，申请有难有易，获助名额也是有多有少，这种覆盖面不均衡怎么解决？

　　第二，既然规定“家庭贫困”是申请条件，那么用什么硬性标准来衡量“贫困”？缺乏标准，申请成功与否有时就成了学生之间“比谁更穷”。“比如我的一个同学，他的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因为他不如我困难，他就没有申请到。难道我家庭月均收入400元，他家庭月均收入500元，他就不需要帮助了吗？”

　　第三，毕业生还贷的实际情况差异很大，有人在北京、上海工作，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还贷就相对轻松，可那些在收入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工作的人怎么办？如果还贷比工资还高又怎么办？

　　第四，助学贷款有时也成了一个戴在学生头上的“紧箍咒”，他们的行动会受到某些限制。“比如我曾有两次公派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但都没能成行，就是因为规定说在没有还清贷款前不得出国。类似的情况能否有所通融？”

　　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老师，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等书，他在博客中写道：学生可以申请贷款，但贷不到款，银行说担心学生诚信问题，造成呆账、死账。学生可以申请贷款，但不敢贷款，贷款还款期限最多毕业后6年，这恰恰是工资低、开销大的6年，怎能确保还款？

　　“问题就在于，与国外贷款上学不同，我国更多是国家要求、政府意志，而不是银行业务发展的内在意愿。国外的银行把大学生视为潜在客户，根本不用政府和高校介入，他们的思维是，如果在你上学遇到困难时帮你一把，让你尝到甜头，日后你买车、买房等一揽子贷款业务就都好做了。当然，他们的信用体系比较健全，不怕你赖账不还。”毛祖桓认为这种体制性障碍才是瓶颈所在。

　　贫困生的心理落差

　　与经济资助同样棘手的是，贫困大学生还需要得到学业、精神和就业等方方面面的支持。

　　“落差肯定是有的。我和老乡带了5个大包从江西过来，包括被褥，想着这样到了学校就什么都不用买了。妈妈知道我身边只有30多块钱，就给我带了两大罐家里腌的咸菜，说到时买点馒头就可以对付一段时间。宿舍同学基本都是父母送过来的，有的也没带什么东西，都是在这边买。特别是他们动不动就掏出手机，还问我的手机号，怎么可能会没有落差感呢？”赵盼苦笑道。

　　骆永昆感到打工强度已经影响到学习。他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却苦于没有时间大量阅读。“我总觉得，由于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的艰辛，毕业之后，我们这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有时是被驱使着去逐利的。个人志向、远大目标，很容易被现实的经济条件所改变，就因为我们要生存啊。”

　　聊到贫困大学生的心态，骆永昆说自己一下就想到了马加爵。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感到因家庭贫困受到同学歧视，于2004年报复杀害4名同学。骆永昆认为，一方面马加爵自己确实有问题，但另一方面，高校也可能确实缺少人文关怀。

　　骆永昆的体会是，现在大部分同学对他人不太敏感，也少有阅历丰富的师长与他们深入沟通，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困难何在。比如，他有一次拿到万元国家奖学金，大部分都用以抵还学费，却遭到某些同学的嫉妒；今年9月他一开学就需要还3000多元的银行贷款，可做翻译挣的钱却无法及时拿到，这些困难都不好跟同学开口。他说：“说实在的，贫困的关卡不是人人都能挺过去的，有时真的需要有人来帮助。”

　　更令贫困生惴惴不安的，是时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些贫困生家庭付出的是砸锅卖铁式的教育代价，面对的却是孩子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对此，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种情况的确也有，在高中阶段实际上已经是贫困生了，上大学继续是贫困生，如果大学以后又找不到工作，那就是贫困群体了。但从整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的收入也相对会高一些，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资料支持这个结论。

　　而在国内十大综合门户网站之一的21CN网上，一个自称2005年6月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帖子中这样写道：“我有一个似乎不太正确的印象，就是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这一辈子的路会怎么走。即你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已经决定了你大半人生。别跟我扯那些穷苦孩子出身的巨富，那是一个少数被无限传播成了俨然多数。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不能创造那样的奇迹的。”

　　高校学生阶层差距的扩大

　　事实上，在高校收费改革高歌猛进的近10年，由于配套的贫困生资助体系还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教育公平的差距已呈扩大之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著文称：大学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越来越少了。据调查，北京大学1999年新生中农村学生占16.3%，比1991年减少2.5%；清华大学2000年新生中农村学生为17.6%，比1990年减少4.1%；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

　　这意味着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在缩窄。

　　当然，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基数变化很大，识别城乡人口的属性越来越困难。但一直呼吁实现教育公平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东平，在其新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即便选取在校生家庭背景等更为合理有效的指标来评价教育公平，也能发现高等学校学生中的阶层差距逐渐扩大。

　　他把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概括为：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高校占有较大的份额。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那里也集中了最多的高校贫困生。

　　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 2005年底公布的“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又创下2.79%的新低。

　　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落后的，甚至低于一些经济发展状况不如中国的国家。比如印度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2000年就达到4.1%，泰国则为5.4%。

　　在政府“缺钱”投入教育的另一面，相当多的家庭在承受“砸锅卖铁”式的教育支出。以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纯收入9422元，农村居民纯收入2936元，国家贫困线882元，供养一个普通大学生一年至少需要支出7000元（4000元学费、住宿费，3000元生活费）计算，四年大学就需要一个城镇居民3年的纯收入、农村居民10年的纯收入，以及贫困线以下者32年的积累。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因无力筹措孩子学费而自杀、卖艺，贫困生因拖欠学费被扣发毕业证等的消息不时传出。

　　对“学费杀人”的极端个案，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篇题为《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有必然联系吗》的文章中说：“那些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家长，就不值得同情么？当然值得同情。但我想斗胆说一句，他们不仅仅应该被同情，还多少应该受到谴责。人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起有些困境来，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就一死了之，不能不说是过于不负责任的。至于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当然可惜。但家长和社会应该帮助他们懂得，人生的路不只一条，人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说到底，在任何时代，都有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在校期间的吃、穿、住、用，也是不小的开支，也一定有承受不起的家庭。”

　　杨东平则认为：“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国家经济落后，没有那么多钱，穷国办大教育只能是大国办穷教育。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的政府行为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为重要的。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价值的贫困、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教育落后这样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