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刮痧”？
“只要能救回我的两个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撰稿／梅璎迪 陈 燕 陈统奎（记者）
2006年9月11日晚上8点，瓢泼大雨带来阵阵寒意，上海福州路上的一家麦当劳生意萧条。满头银发的柯先生和夫人急匆匆地推门而入，寻找已和自己女儿离婚的前女婿——高峰。一个小时前，他们接到高峰电话，要求必须晚上见面，为的是第二天赴美之事。
10分钟后，高峰赶到了店里，从文件夹里抽出两份表格，对老人说：“这次你们去美国，移民局会要求你们填这份表格，我刚从网上下载的。 ”
在这次会面之前8个小时，柯先生和夫人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拿到提前签发的签证，再过12个小时，两位老人就要登机飞赴美国，参加两个外孙9月14日的第一次抚养权庭审，开庭日子是9月14日。
别离的悲剧
两位中国老人，为什么匆匆忙忙赶往美国参加一场事关自己外孙的诉讼？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06年7月31日。美国小城埃尔文市，一位巡警例行公务时，在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发现两个汗流浃背的黄皮肤黑头发小男孩，正疲惫不堪地骑着自行车。悄悄尾随一段之后，这位高大威武的巡警决定将男孩拦下。
盘问在男孩们慌乱的语气中开始，巡警从男孩口中得知，他们是11岁的乔丹和9岁的杰瑞。两人一早从斯塔梅沙的家里骑车一路来到埃尔文，而此次出行的目的很简单——离家出走。孩子的话立即引起巡警的警觉，谈话的气氛也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轻松。9岁的杰瑞喘着气告诉巡警，出走前一天因为和妹妹闹别扭，妈妈便责骂了他。“他感到妈妈已经不再爱他了。”巡警在笔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话，然后立即向当地的社会福利局报告了此事。两个孩子被迅速带到孤儿院，并在取得法官命令后，被暂时送到两个寄养家庭生活，至此，杰瑞已经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了。
当天晚上，疲惫又孤独的杰瑞一个人躲在孤儿院里伤心痛哭，他追悔莫及地告诉所有人：“我撒了谎。”但是警察局反馈的意见是，第一次口供内容决不能修改，杰瑞的翻供只能在今后开庭时再做旁证。
一场惊动中美的民事诉讼即将上演，序幕只不过刚刚拉开。
很快，获悉杰瑞第一次的口供的美国社会福利局，将此事列入司法程序。一周后，法院向社会福利局签发搜查令，当天深夜福利局调查员便赶到杰瑞家中，依法对其母亲COCO，也就是高峰的前妻进行询问。与此同时，福利局调查员还发现家中另一个5岁女孩的胳膊上有一块瘀青，认定其为母亲殴打所致，要强行将女孩带走。母亲COCO无法接受半个月内两个孩子活生生被带离身边的事实，情绪达到崩溃边缘，竭力阻挠福利局调查员将孩子带走。但她失控的情绪非但没能挽留孩子，甚至还引起福利局调查员对其精神问题的猜测，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强行安排她进行心理测试。被无能为力和撕心裂肺紧紧包围着的COCO，再也不顾之前的情障，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身在太平洋另一岸的前夫高峰的手机。
2003年，高峰和妻子COCO办完离婚手续后，独自回到上海开办起汽车贸易公司。这个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八尺男儿，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呆若木鸡。
“我知道《刮痧》事件在我身上发生了。”高峰在自己博客中写下当时的情景。
杰瑞和筱琳是高峰和COCO所育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持有美国国籍，从小看着孩子们长大的高峰经常和他们抱在一起唱一首童谣：“我们是一家人／有好吃的要一起去吃／有好玩的要一起去玩……”
“后来我要出门办事，孩子们也会抱着我的腿唱这首歌，我知道，孩子们心中有这个完整的家的概念，对这个家有很多的依恋，以致于我和COCO离婚时都没有告诉孩子。我记得走的那天，我对杰瑞和筱琳说，爸爸要出差，去赚钱养家。一直到现在，孩子们都不知道我和他们妈妈已经离婚的事实。”
为了尽快弥补这个误会，高峰和前妻COCO开始四处奔走，寻找“爱的证明”。很多邻居证实称，筱琳手臂上的瘀青是她在社区骑自行车时摔倒留下的。同时，上海的很多亲朋邻里也提供人证称，两个孩子在上海生活时，就一直得到外婆外公的溺爱。“每天都要给孩子买玩具，一样的车模外婆会给孩子买不同颜色好几辆，就是孩子去美国后，上海的家人也不断地托人捎带礼物过去，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蜜糖中泡大，家里人怎么忍心去虐待孩子呢？”柯先生的一位邻居称。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依然认定杰瑞第一次的口供，家人所能提供的所有证词在第一次开庭前都无法改变让孩子回家的命运。
孩子被带走后，高峰每天只能通过电话与杰瑞联系。“每次拿起电话前，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平静，千万不能让孩子感觉到大人的焦虑。我努力克制着，但我已经听出杰瑞的自责和担心。我告诉他，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所要做的就是积极地去面对。”
抗争第一步
COCO虐待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几天在上海看着她长大的老邻居、一起寒窗十年的老同学几乎把柯家的电话打爆。“他们比我们当父母的还要吃惊，根本就不能把他们所认识的COCO和虐待儿童画上等号。”柯夫人说这些朋友的心态甚至比他们还要急迫。
不论获悉事件发生当时，还是即将赴美前夜，柯夫人眼神中流露出的始终是“清者自清”的自信，这也正是她女儿曾经自恃的。“就是这种中国人的文化坚持，最终将事件推向了漩涡的深处。”回首事件发生前后，高峰无意再去责怪前妻，“如果她能像我一样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至少能避免小女儿也被带走的事实。从事情发生的第一天起，她就以为政府能还她清白，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事件进展完全超出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句话高峰已经多次和柯先生夫妇讲起：“在杰瑞被带走后，她就应该料到美国当局会来审查，迅速把筱琳转移走，送到朋友家暂住，或者送回国内也行，女儿就不会现在也面临寄养于别人家庭的悲剧。”
获悉此事后的第三天早晨，高峰就打通了美国社会福利局调查员的电话，调查员告诉高峰，9月14日和10月23日将分别两次开庭，决定他和前妻对小孩是否有抚养权。高峰立即致电中国领事馆，以孩子父母的身份要求取消杰瑞和筱琳的美国国籍，但被告知由于孩子出生在美国，国籍将无法更改。
与此同时，高峰接到了一份自己和前妻一同被列为被告的起诉书，对离开美国已经3年的高峰的指控是：“孩子的父亲（高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孩子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伤害，但疏于照顾，未能保护孩子免于此种虐待。”
“没错，我疏于照顾，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让他们现在不得不寄人篱下。”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高峰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到美国去，要到他的亲人身边去。然而，他知道如果现在这个时机踏上美国国土，他就可能像他的前妻一样被关押而失去自由。“我不能守在孩子身边已经是不幸，我现在更不想让他们每天连一个父亲的电话都接不到。如果这样，谁还能来给我的孩子以安慰？！谁又能为让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拼尽全力？！”
根据美国的法律，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可以按序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说，一旦他和COCO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必须有其他亲属帮忙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高峰的妹妹长期居住在日本，前往美国无需办理签证，他的第一个求助电话就让妹妹在几天后赶到了洛杉矶，替他奔走在律师、政府之间，处理案件前期准备。接下来，他要让孩子的外公外婆也尽早赶去美国，再多一层夺回孩子的保障。
按照正常出国程序，两位老人最早拿到签证也将在10月中下旬，这个日期对高峰来说，无疑将错过第一次开庭。“如果我不去做任何努力的话，两位老人的成行根本来不及，我将可能错失我的孩子。所以我必须要尽全力，让我的家人能在9月14日之前赶到美国。”
高峰开始四处查询签证程序，在美国领事馆的网站上他发现有三项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办理提前签证。第一是紧急事务，你或者家人、朋友突发意外情况；第二是法院开庭；第三是需要紧急医疗救助。他马上整理了份材料向美领馆发去传真。
同时，他觉得应该开始向这个社会求助。“我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援助，就是在我需要这个社会给我帮助的时候，社会能帮我，媒体能帮我。”此后的一个星期，上海媒体将大量热情投入到对此事的关注上来，不少报刊甚至以整版篇幅进行报道。同时，高峰在新浪开设的个人博客点击率也频频上升。
一边在呼吁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高峰一边又奔波于美领馆周边。幸运终于降临，两位老人签证的签发日期从10月份提前到了9月13日。
9月13日！和第二次开庭只相差一天时间。凭借多次往返中美之间的经验，高峰算了一张时间表：拿到签证后马上搭最早的一班飞机走，到美国洛杉矶的时间估计是9月14日上午9点，然后办理进关手续、出移民局，时间大约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也已经错过了早上8点的开庭。焦虑，再一次袭上高峰的心头。
“我必须做更多！”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高峰开始调动自己公司人员一起向美领馆发传真。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博客网页上，高峰都高调谈论此事，并恳请热心人能帮他一起向美领馆发传真，促成两位老人的提前签证。
终于，9月8日星期五早晨，美领馆通知他们下周一去办理提前签证。9月11日上午，柯先生夫妇如约拿到了签证，第二天一早高峰顺利将两位老人送上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质疑价值观
“我的这两个孩子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法律不应该怀疑这两个孩子到了美国以外的国家会受到虐待，……美国可能自认为自己很强大，孩子留在美国寄养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我也相信美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但我们的价值观并不认同政府的强大等同于能再给孩子一个父亲。尽管所有人都告诉我，美国政府不会让步的，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如果真是这样无法改变的话，我就不用去找媒体，去开博客，不用去做所有的抗争了。”
整整一个月，在求助了领馆、媒体、网络之后，高峰终于促成了前岳父岳母如约赶赴美国参加第一次开庭。对高峰来说，这还只是他所要完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将更为艰难，也更有意义：他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在美国形成一个司法判例：今后美国国籍的孩子也可以被带到亲属所在国抚养。
高峰在美国10年间，对美国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机制颇有了解。他知道自己的案子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判例的话，对今后所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外国人来说，都将具有标志性意义。
“目前美国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规定美国国籍的孩子是不能带离美国到亲属所在国进行抚养的，所有的审理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也就是相信美国能保障儿童在自己的境内能健康成长这一信念。审理我这个案子的法官是个老太太，我敢肯定她去过的国家没有我多，她缺乏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了解。所以在她的信念中美国是强大的，有人力，有资金，有完善的司法系统来保障本国公民的，但我要让她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来深思，骨肉生生分离的现实是否真的符合人们的愿望，把孩子从她的父母身边带走，这并不符合一个常人的天性。我要让她知道美国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的。”
高峰明白自己所要付出的艰辛努力。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美国儿童福利机制和收养制度，公司的员工也开始帮他从各种渠道搜索相关信息和资料。
“美国收养制度和对儿童福利的保护立法初衷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是百分之百对儿童有利的。我现在拿到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美所有从寄养家庭出来的小孩，对社会的仇视比例非常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制度，是不是剥夺了原来父母的监护权对孩子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呢？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还拿到了一份关于美国保险制度的资料。一个追尾车祸，在中国5000元人民币就能解决的问题，在美国却需要动用10万美元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是合理的吗？没有人反思过。相比之下，在收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当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美国社会福利局的人员可以动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孩子的家人进行精神鉴定、心理辅导、让孩子做各种需要和不需要的测试，所有这些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但这一定是合理的吗？”
修正法案、形成判例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高峰也已经有所预料。虽然现在暂时不能前往美国，但他要在案件进行的关键时刻飞赴太平洋另一端。到达美国国土后，他要再次恳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呼吁民声。
“媒体介入并不能影响司法的公正性，但至少能激起民众对这件事的立场和的看法。这件事是个误会，并没有真正的虐待发生。如果有，作为孩子的父亲，我也不会原谅他们的母亲，甚至会起诉她。我现在所有的时间都在为孩子抗争。公司没有了可以重来，事业没有了也可以重来，但是孩子已经经历的波折和现在身处的境遇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如果不做抗争的话，我将来没有办法来面对孩子们的。”
就在记者发稿前，高峰告诉了本刊记者9月1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的结果。
“整个开庭才5分钟，只给了我一个结果，就是整个案子的审理需要2至4年，还又多给了我一条罪状，‘企图绑架两个美国公民回中国’。我两周来的抗争，结果是多了一条罪状。我要长期抗争了，我要让父爱延续到这个寄养家庭，我要让我的儿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能感我爱他们。”
“我要救回我的孩子。我现在会去加州高院，如果输了我就去联邦巡回法院，输了我再去联邦最高法院，直到最后一步都不会放弃。我没有退路，也不能放弃。”
“只要能救回我的两个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高峰对《新民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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