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一战,将安倍晋三推上了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身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能否在缓解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早报特别邀请上海、北京、东京三地的中日问题专家畅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合作意愿“最紧要”
东方早报:安倍当政后的主要政策方针是什么?
王少普:与小泉以经济恢复作为施政方针的核心不同,安倍会以修宪为施政方针的核心。其主要政策走向,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强:强政,就是将实权由官僚转移到政治家也即首相手中;强经,就是加强自由竞争,提升经济力量;强军,就是取得集体自卫权,变自卫队为国防军;强盟,即通过推进军事一体化等,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强德,倡导日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倡导爱国,团聚人心,并弥补因竞争加剧而扩大的社会矛盾;强国,即争取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政治大国。
东方早报:安倍将如何改变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战略?
刘江永:日本在亚洲外交上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在亚洲的孤立位置,恢复日本和中、韩两国的高层互访,结束过去的不正常状态。但和亚洲相比,日本仍会首先考虑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其次才是修复同亚洲近邻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俄罗斯关系。另外,安倍也会主张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中亚地区等国家的合作关系。
东方早报:安倍会怎样应对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僵局?
王少普:安倍会在合作方面有些新的考虑。比如他在“战略性亚洲外交”口号下,提出了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在环境保护等领域推进中日共同研究,扩大接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以及加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磋商等建议,谋求改善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安倍希望背靠美国,通过强化同美国以及“民主国家”的协作关系,促成美日占优势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以巩固和提升日本在东亚、亚太的地位。在这样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中,规范与发展中日双边关系,应该是安倍理想的处理中日关系的模式。
高原明生: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两国政府的言行,目前还很难预测其发展趋势。但就我所知,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两国能找到促进双边政治交往的方法,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对话和合作,从而谋求共同利益。对于安倍来说,当前最紧要的是在一些互利互惠的问题上表示出合作意愿,然后达成某些历史性的声明,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向外界表达他推进中日关系的决心。
“拜鬼”问题的两种可能
东方早报:安倍会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王少普: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困境,不但伤害了中国和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也招致日本国家利益的损失。面对国内民众的反对,安倍不得不模糊参拜立场,缓和双边关系,以摆脱孤立状态。
由于安倍没有公开承诺参拜,中日两国领导人有可能在多边或者双边的场合会晤。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安倍的对应可能会有两种:其一,与中方配合,任内不去参拜,中日政治关系转向正常的方向发展;其二,在保持一段时间的模糊立场后,突然参拜,中方被迫降低会晤级别,中日政治关系再次陷入困境。从目前情况看,两种可能都难以排斥。
高原明生:我觉得安倍不想让靖国神社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会尽力淡化这件事,或者尽力避免参拜。
东方早报:安倍有没有可能在正式就任日本首相后,对中国进行访问?
高原明生:我认为安倍有必要在就任首相后对中国进行访问。
政经互促更积极
东方早报:安倍将如何权衡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王少普:事实上,小泉已经在按“政经分离”的原则处理中日关系,安倍则将这一原则公开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对象国,促使日本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从经济领域排除,极为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在安全上,变化却并不令人乐观,美日却将迅速发展的中国作为一种潜在的、必须加以制约的力量,在安全上对中国的戒备心理日益强烈。
正是由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倍公开主张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处理中日关系,即中日两国应该确立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分开的原则,并把它当作稳定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
刘江永:安倍提出的“政经分离”原则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被日本政界提出,主要涵义是确保政治矛盾不会干扰两国经济的发展。安倍如今主张的“政经分离”,主要是希望在政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利益不要受到损害。一方面,他希望坚持日本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减少日本政府在经济界遭受的压力。但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两者实际上是很难分割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是顾客,是消费者,如果中日政治关系长期恶化,日本商家的产品不可能在中国有更好的销路。因此,8月3日的“北京-东京论坛”上,安倍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的说法,这种主张和过去相比更积极,更强调政经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