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引发伦理质疑，回访重返贫穷的主角高占喜一个出生于青海贫困山区、长到14岁从未走出家乡的村娃高占喜，却中了彩似的被电视台选中参加了一场真人互换秀，体验了一把让他感觉像天堂一样的都市生活。而湖南长沙因迷恋上网而辍学的少年魏程则走进了高占喜的家。7天互换后，他们回归了原本的生活。节目播出后，不少人认为，这7天对穷孩子高占喜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南柯一梦。他那幼小的心灵又将承受怎样的落差和不平？设身处地想想，很残酷。在这些质疑发生时，高占喜已重回青海老家一个多月。当人们替他感到不平，觉得电视秀太残酷时，这个穷孩子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心境？在经历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7日之梦后，他是否还能重新做回那个原来的自己？

　　被选中拍电视的事全校都知道

　　高占喜从没见过黄河，尽管他家在青海民和县满坪镇的朵卜村，离官亭黄河坐车只要5元钱，可这对于一个月平均只有一元零花钱的他来说，太过奢侈。但7月28日之后7天，高占喜却意外地超级奢侈了一把。被湖南卫视《变形计》栏目选中后，高占喜获得了让同学们艳羡的机会———做一星期的城里孩子。也正是因此，他第一次走出山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都市，甚至在刚到长沙第二天就拿到了200元零花钱，这是他以前每月零花钱的200倍。更重要的是与城里的魏爸爸和程妈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因此获得了将来资助读高中上大学的承诺。这样的帮助，对家庭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元的高占喜来说，无疑是中送炭。如果没有这一资助，他即使考上高中也只能辍学。7天的城市生活之后，重回农村的高占喜不仅增添了“爸爸妈妈”送的几件新衣服、一辆自行车、一双旅游鞋和一个新书包，更为实质的是，他希望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梦想有了现实的依托。在高占喜重回农村一个多月后的9月中旬，记者来到了他的家乡满坪镇。这个青海的贫困小镇从西宁坐车要花四个多小时，到达满坪时已是中午12点，高占喜就读的满坪中学位于镇中心唯一一条马路上。时逢午休，马路上有三三两两穿着校服的孩子。记者随机向一位女生打听高占喜的教室，没想到她真知道。这个叫张丽的初三学生说，高占喜被选中拍电视的事全校都知道，节目播出时，校长还特意通知大家看。在满坪中学唯一一栋两层的教学楼里，记者找到了正趴在桌上做作业的高占喜。一听说有人找高占喜，班里其他孩子便刷地围到了门口，被簇拥在中间的高占喜显得有些害羞。“下午1点45分开始上课，这之前要把上午的作业做完。”高占喜瘦长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

　　7天的城市生活觉得像天堂

　　高占喜没让记者等太长时间就做完了作业，在接下来的采访里，这个穿着藏蓝色旧棉布西装上衣、衣服腋下还破了一个大口子的14岁男孩回忆起了被选中参加《变形计》的感受。“他们去了我家，跟我爸妈说要做‘城市互换’。我很乐意，因为可以去大城市了。”回忆起一个多月前7天的城市生活，高占喜记忆犹新：他记得，刚到的第一天，“爸爸妈妈”就给他买了两条短裤、两件短袖T恤、一双袜子和一双鞋，还在饭馆吃了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回到了“富丽堂皇”的家。他记得，“爸爸妈妈”特别和蔼，甚至第二天就给了他200元零花钱。还教他怎么用洗衣机等电器。他记得，在长沙“表弟”陪伴下，第一次看到了湘江，见到了鱼和乌龟。他还记得，“表妹”教他玩电脑游戏，“当时我可喜欢了，玩了好久”。他更记得，生平第一次用零花钱买了零食，“有包装的鸡肉，有洋芋片（薯片），可好吃了。可是花了20多元钱，太多了。”在老家的高占喜，每月一元的零花钱几乎只买学习用品。当然，他也看到了城市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有人在乞讨，有人可能会欺骗你。7天的城市生活，对高占喜来说，无疑是新鲜而刺激的。“在长沙吃得好，住得好，有较好的学习条件，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就像天堂！”高占喜把“天堂”两字说得很重，一改之前语言的柔弱。

　　老师们觉得高占喜变得沉默了

　　在高占喜下午上课时，记者采访了他的班主任韩志英和其他教过或接触过他的老师，这些老师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懂事”、“学习刻苦自觉”。韩志英初一就开始当高占喜的班主任，对高占喜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高占喜的父亲很早就失明。三个孩子中，高占喜哥哥很早就去西藏打工了，不定期寄回一些钱，但每年也就一两千，高占喜和弟弟这些年读书基本靠哥哥供。“好在初中的学杂费一学期也就二三十元，而且从今年3月开始，青海省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实行了‘两免一补’。”但对于还有两年就要考高中的高占喜来说，初中义务教育的结束就意味着他必须想办法解决上高中甚至大学的费用。韩老师说高占喜曾给他写过小纸条，表达了上大学的梦想。“我总是鼓励他，告诉他费用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可他小小年纪，实在承受了太多。因为他现在也算家里主要的劳动力，每天除了读书，还要干农活。”对于高占喜在片中的表现，老师虽然觉得不尽如人意，但“可以理解”。“他刚到长沙时有太多好奇，也有一定的恐惧，所以忘了看名人传记的爱好，光顾着玩电脑游戏、买零食什么的，而这些内容在满坪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估计他可能是想感受一下城市小孩的生活方式。”韩老师分析道。曾给高占喜代过英语课的李老师看来，高占喜在长沙发生的变化是大城市的特殊环境使然，而且“高占喜总把自己当成别人，那样的环境让他什么都想尝试，这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他有点丢掉了自我”。李老师回忆起，高占喜曾在开学后到她的宿舍找她谈心。“我问他在长沙表现得好不好，他没做声，后来还哭了，只跟我说还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看出高占喜从长沙回来后承受巨大压力的不只是李老师，文科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也觉得高占喜变得不爱说话了。教政治、历史的席成涛老师认为，长沙之行固然可以让高占喜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从而更努力地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也有坏处，回来后他也许会觉得反差太大，说不定还会对自己的家庭心生抱怨。”班主任韩老师其实一直在观察高占喜回来后的变化，他发现开学后高占喜学习更卖力更主动了，在劳动方面也更积极了，“但他确实变得沉默了。”

　　同学说他没以前爱讲笑话了

　　和老师一样，高占喜的同学也感到这个“爱开玩笑”的同学的变化。跟高占喜一个班的韩莲觉得“以前爱说笑话”的高占喜回来后变得沉默了，也不怎么跟同学们说他在长沙的经历。韩莲还觉得高占喜在长沙表现得不太好，“不看书，只知道玩，忘了农村孩子应该努力学习。”高占喜的同桌好友赫维林跟高占喜同住一村，两人经常一起早上5点半结伴去学校。在赫维林眼里，高占喜以前一到假期就刻苦学习，很少玩。“可从长沙回来后，开学前他老骑着自行车到处玩，很少学习。”13岁的赫维林还透露，自行车曾是出现在高占喜作文里的“梦想”，因此他长沙的“爸爸妈妈”特意给他买了辆折叠自行车带回青海。《变形计》在9月4日开播时，由于家里没电视，高占喜是在赫维林家看的。“我们看的时候，他挺高兴的。我觉得他表现得还挺好，比如说离开长沙时还请‘爸爸妈妈’吃了面条。”不过，赫维林也指出了不好的地方，例如把不喜欢吃的臭豆腐随手扔了，迷上了玩电脑游戏等。高占喜的另一个同学王文冲也感觉高占喜的表现跟平时不同，比如说大手大脚地买零食吃，“我们这边的孩子都不怎么花钱买零食。”不过，王文冲觉得高占喜回去后似乎更愿意帮助别人了，还耐心地帮同学解答学习上的问题。这些孩子还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高占喜的羡慕，因为“拍这个片子能帮助他实现梦想”。韩莲甚至一板一眼地告诉记者：“我觉得高占喜去长沙的事让我们学会了积极向上，告诉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到城市去生活。”

　　空闲时玩长沙带回的自行车

　　高占喜放学的时间是下午5点45分，他说他有时会在教室做一会儿作业再走回家，到家时大概7点多，然后他会帮爸爸做晚饭。记者去他家的那天，高占喜负责给爸爸洗土豆，他很认真地把四个裹满泥巴的土豆放在小半盆水里反复搓洗。山区用水紧张，他们用水都要到村里共用的水井挑水。洗完土豆，高占喜又用大菜刀把皮削掉，然后仔细切成小片，这就是当晚他们家唯一的菜了。饭后，高占喜有了空余时间在院子里玩一会儿他心爱的自行车。“你怎么不骑着它上学校呢？”“早上走得太早，天还没亮，我爸不让我骑。”晚饭在正屋吃，这也是高占喜和弟弟睡觉、学习的地方。每人两碗土豆面片，这大约是高占喜当天唯一的一顿热饭。平时，他早饭和中饭一般都啃点馍馍，早上就着点热水，中午干脆就在学校喝自来水。在记者和高爸爸聊天时，高占喜一直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做作业，弟弟则趴在炕上做功课。炕边的墙壁上，贴着三张高占喜以前得的奖状。炕上的衣柜门框里镶着几张高占喜在长沙与魏爸爸程妈妈的合影。

　　推荐人坚信高占喜没忘本

　　负责为《变形计》推荐学生的满坪学区校长李建华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见到高占喜就觉得他合适，“而且直到现在我也坚信他没有像人说的那样‘忘本’。因为电视节目里面很多东西可能要加工。”李校长的理由之一是，高占喜在穿上长沙父母买的短裤后不太习惯，又偷偷换上了带去的长裤。“我们这里的山村娃都没怎么穿过短裤，夏天也都是长裤。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忘记家乡。最后一天高占喜回到镇上时，穿的也是长裤，而且一到家就换上布鞋，这都让我非常欣慰。”李校长想把高占喜和魏程的互换节目做成光盘，让满坪中学每个学生都看。“这个片子对高占喜的命运是巨大的改变，对满坪所有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动力。我们希望大家明白，如果现在不好好学习，城市的生活永远只会是泡影。”

　　记者手记

　　高占喜到底是有幸还是不幸

　　其实，直到采访结束离开满坪时我都没想清楚，高占喜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应该是幸运的：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互换，幸运地跨出了穷山沟并体验了天堂般的城市生活，最关键的是，他幸运地获得了城市爸爸妈妈的资助承诺，有可能实现进高中，上大学，走出农村的梦想。而跟他同班的许多同样贫困的孩子，依然面临着继续读书的经济窘迫。可他或许又是不幸的：他第一次毫不设防地拥抱繁华的都市生活，一举一动却要被无限放大，被观众品评，并承受因“互换秀”带来的冲击和困惑。在高占喜几乎是家徒四壁的家中，贴着三张他的奖状。同样醒目的，还有他衣柜门框上张贴的这次长沙之行的照片——一个至今让他觉得温暖的梦想。在从梦想回到现实后，这个孩子顽强地默默前行，几乎不把内心深处的挣扎和内疚示人。他仍然5点半钟就去上学，仍然在课间和午休时抓紧做作业，仍然就着自来水咽下小半个馍馍作为午饭，仍然在6点多回家后帮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做晚饭……在父亲看来，儿子跟去长沙前没什么变化。然而，当高占喜强忍着泪水告诉我“不再去想那些事了，还是面对现实”时，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孩子在为拥抱梦想时的瞬间迷失而深深自责。值得庆幸的是，高占喜的老师和长沙的“父母”在默默关注着他，让他能尽快平稳地从梦想回到现实。(肖榕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