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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日本“右倾”的秘密
□本报记者 郭 力 史 哲
东京到大阪的公路上，大嗓门的宣传车不时驶过，嚷嚷着政治主张……曾在日本大阪工作了20多年的刘智刚总领事告诉记者，那些频繁出没的宣传车或许就是“保守化”在日本层面的最直观表现。 不过，中国国内的感受似远不止这些。
打进中国驻福冈领事馆的子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更强硬的新政治家……所有这些，越过大海，刺激着中国国民敏感的神经，渲染着一个仿佛“军国主义前夕”的日本。那么，所有信息的叠加，能否勾勒出一个真实的日本呢？在许多人眼中，日本到底“右倾”到了何种程度？
日本首相换届前夕，本报采访了中国外交部前APEC高官王嵎生、前驻大阪总领事刘智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所长胡继平等人士，为读者揭开日本“右倾”的秘密。
8万右翼，何以掀起大风浪
毫无疑问，日本右倾势力近年来已经主导了日本的政局和舆论。
不仅如此，他们表现出了一定的行动能力，冲撞、枪击中国领事馆都是日本右翼的手笔。他们也把矛头对准本国国民。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众议员、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在公开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仅几个小时后，他的老家住宅和服务处就遭人纵火。日本警方证实，纵火嫌犯正是一家右翼组织的成员。
右倾，泛指日本有偏右、保守主张的人士，群体庞大观点温和。而右翼，则是特指持较极端观点的一小部分人，观点激进，他们要求恢复天皇旧时的权力，反对和平宪法。日本右翼社团，登记在册的只有8万多人。相对于日本近1．3亿人口，8万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区区8万人就掀起了这样的大风浪？
日本的右倾思潮，不是现在重现，准确地说，它从未消失过。二战后，美国需要日本配合它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并没有彻底处理。而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反映到日本国内，对右翼势力重新掌控政局、垄断舆论，更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日本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为日本社会主流所信服，在政治上与右倾抗衡的力量基础也迅速衰弱。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蹿升，社会的自信心加强，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而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和民间更充斥“解放了”的情绪，认为在新的国际体制下，日本的“枷锁”应该解除，应当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
右倾政治势力不仅迎合了民族主义诉求，也不再受到来自左倾党派的牵制。
他们分为“思想右翼”和“行动右翼”两部分。前者由右翼的政治人物、学者和其他社会人士组成，提供“上层支持”；而后者则公开跳出来，其中甚至有一部分人属于黑社会组织，划地盘，打砸抢，做“思想右翼”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右翼内相互配合，右翼之外却没有牵制性力量。日本国内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一些学者、政治人物和商人对日本政界民间的右翼言行都明确反对，加藤弘一、山崎拓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右倾压倒性的攻势面前，日本甚至没有人敢于公开讲“要改善中日关系”。对小泉外交政策的批评，也仅限于要求其“改善与亚洲的关系”。他们对日本政府纠缠于“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颇不以为然，但是他们也不敢公开发表文章。
于是，整体的日本政局和媒体舆论，就不可避免地一边倒了。
日本社会整体也“右倾”？
8万右翼顺势而上时，日本的普通国民在做什么，想什么呢？
小泉依靠他强硬的内政改革和外交政策，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内有右倾政治权势的支撑，外有普通民众的情绪烘托，似乎这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共鸣。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停滞不前，加上近年来小泉激烈的内政经济改革，原本温和的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一些大企业中，正式员工数甚至不足20％，80％都是在“打零工”。
贫富差距、失业、工作待遇无保障，这些都造成了日本社会的不稳定情绪。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民众自信心的增强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话，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民众的不稳定感，从另一个方面鼓动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使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大大增加。
中韩民间的反日情绪，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互鼓荡。日本长久存在的对“占领者”美国的屈辱感和抵触情绪。这样的日本民众，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者，也更容易被右翼思潮所俘获，所鼓舞。
其实，大多数的日本民众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几十年安逸生活中，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一直在下降。很多日本人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的名字，相比之下，知道“小泉纯一郎”名字的中国民众就要多得多。
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却非常相信媒体的报道。在常驻过日本的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员眼中，日本民众的自主判断力“比较低”。
2004年8月当电视新闻播出上届亚洲杯时的中国球迷画面；2005年4月当新闻节目24小时滚动播出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的画面时，日本民众开始相信右翼宣传车鼓噪的言词：一个强大的中国恨日本。
他们不会多想，这只是一部分中国人的激烈行动，正如我们也不会多考虑，靖国神社前身着二战军服的老兵也并不能代表所有日本人。
日本的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吸引眼球”的报道，来换得经济效益。媒体右倾，既符合整个日本社会焦虑的心态，也迎合着在政界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右翼势力。
《产经新闻》，曾经当面向中国驻日外交机构提出：只要中国每年给2亿元资助，他们马上改走亲华路线。而在获得右翼势力的支持后，这家媒体的记者，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关注的焦点就不是日军侵华史实了，而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翻修纪念馆”。
安倍晋三，比小泉更强硬？
右倾势力，掌控了政局，也垄断了舆论；日本民众，既被右倾媒体左右，也因为不安定的生活而容易认同强硬的言行；而原本有力牵制着右倾思潮的左倾党派，现在已经有心无力——这就是日本从政坛到民间的“总体保守化”，我们习惯称之为“右倾化”，这两个词在日语中，本质的含义都是“民族主义”。
在这个大背景下，小泉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格局依然没变，而新首相即将开始“征程”。
如果在9月26日通过国会表决，安倍将是日本第一个在战后出生的首相。这一代际转换，无论对现实，还是历史，都承载了太多的标志性意义。
从成长经历上看，安倍不再背负侵略战争的“历史包袱”；从家族影响看，外祖父岸信介、父亲安倍晋太郎，安倍正是这个“右倾世家”的继承人。面对就任首相后是否还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他回答含糊；而对于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他说“应当交由历史学家去判断”。
“不愧是岸信介的后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这样评价。而国际舆论比较一致的判断是：从个人的政治理念上讲，安倍比小泉更右。
如小泉的强硬，他提出“改革无禁区”更多是关注日本内政，他坚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打击的是财阀政治，而在安倍的政策纲领中，很难看到内政改革内容。相反，在他新作《献给美丽的日本》中，几乎所有的诉求都集中在外交方面，民族主义的气息浓厚。
在书中，安倍主张彻底抛弃日本的“和平立国”政纲，力主修改宪法，以早日摆脱战败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要求清算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治国路线；他计划加强日美安保，同时也要建立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
靠对朝鲜的强硬路线起家的安倍，还没正式当选首相，就在19日宣布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
如果说小泉政府与中国的矛盾还是关于历史的，那么安倍以外交为基点的政纲更容易和中国产生现实的、未来的摩擦，而这或许将是更深层次的、更具根本性的矛盾。
制约日本右翼的力量在哪里
日本的强硬民族主义外交路线，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反对。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基辛格就曾经“内部通报”中国，称美国不会放弃对日本的看管。
去年11月，美国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公开说，日本与邻国的“寒流期”已经太长了，而这“会给华盛顿带来麻烦”。而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最近以“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恶化的日中、日韩关系”为主题的听证会，布什政府更是一改将“靖国神社问题”视为“日本国内问题”而不加评论的态度，正如日本《朝日新闻》所说，美国人也开始质疑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说到底，美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日本国内，尽管右翼宣传车天天出动，主动参加“自卫队”的年轻人却逐年减少。大部分日本民众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很多年的和平生活，而日本战后一直实行的民主体制，也让年轻人有了多元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军事科技的发展令时下的战争已经与“二战”完全不同。日本必须做好接受核打击的准备，才能承受战争，而这一点，无论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还是基于日本民众的感情，都是日本的软肋。
与邻国紧张关系对日本本身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而关于“这一路线是否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反思，在右倾经年的喧嚣中，也开始发声。
日本与邻国都采取强硬到底的外交路线，日本国内也在思考“解套”的策略。包括日本普通民众、政商各界以及学界在内，都希望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的出路。
所以，他们都将日本首相的换届看作是转圜日本的亚洲外交的一个机会。
日本右倾上台带来的影响须冷静分析与观察。尼克松是右派，田中角荣也是，在他们任内，与中国的关系都有突破性的发展。用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大使的话说，他们都是“识时务的右派”。
希望安倍也是。 (责任编辑：韩美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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