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点的法拉奇

　　□本报记者 袁 蕾

　　1993，她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一位学意大利语的学生抢到了提问机会：“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读你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你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13年后，她还是死了。

　　9月14日，与乳腺癌斗争14年后，作家、新闻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小诊所去世，享年77岁。去世前4天，法拉奇执意从已经居住10多年的美国纽约回到佛罗伦萨。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华盛顿邮报》的讣闻说：“面对妇女权利、战争中的暴行和荒诞等禁忌话题，她的声音坚毅果敢。这让她深受左派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样蔑视权威的人。”

　　《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奥莉阿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走后门”采访邓小平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3张毛泽东画像。”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采访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采访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在之后20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邓小平在3天内接受同一个记者两次采访，更被当作了传奇。

　　“邓小平之前并不知道法拉奇是谁。” 当时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被任命担任那次采访的翻译，她清楚地记得，法拉奇之前曾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都没有通过，“她能采访到邓小平，是佩尔蒂尼给她走了后门。”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过程也可以写进新闻教科书，施燕华回忆：1980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拉奇敏感地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核心，虽然此时中国的一把手还是华国锋。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碰壁之后，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9月要访问中国，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私交也很好，于是央求佩尔蒂尼向邓小平推荐，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亲自给中国大使打电话给法拉奇“担保”：法拉奇是个严肃的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安排“独家访问”。

　　邓小平欣然接受采访，他并不知道谁是法拉奇，也不知道她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提纲：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8月18日，法拉奇一接到采访邀请，没敢耽搁就飞到了北京，躲在民族饭店一个小房间里准备3天后的采访。民族饭店当时正在改建，部分房间有空调，部分没有。法拉奇选了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没有外国人住，不会走漏采访风声。

　　“她采访邓小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施燕华说，法拉奇不仅仅是有备而来，“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3张毛泽东像。”

　　施燕华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会主动邀请法拉奇一天之后再谈一次——即使是在法拉奇将他比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后。她只记得邓小平对法拉奇的评语：“这个记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采访之后，施燕华被派到民族饭店帮法拉奇整理录音。在她眼里，法拉奇不是一个女强人，而是一个“男人”：她穿一身黑衣服，不停地抽烟。录音整理了1天多时间，“法拉奇不出去吃饭，掏出饼干，弄点矿泉水就算晚饭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我看了看，饼干一共就只有两块，就跟她说，你还是自己吃吧。”

　　“每一句话她都要问，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她就问我，因为小平同志边回答问题边思考时喜欢用个口头语，就是‘这个这个’，用四川话说，我没有翻。法拉奇就问我，她说多次听他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口头禅。她说那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 施燕华回忆道。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各方的声音，只能发表在评论类版面。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一方面公开反对美国，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某种渠道，向全世界表达他的声音。他觉得法拉奇是个合适对象，就像不久前内贾德接受华莱士采访一样。两人都是采访见长，都是采访尖锐、刻薄，让人有被烧烤的感觉，反而能吸引领导人，也能吸引读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以法拉奇和华莱士为例，说明欧洲与美国新闻风格的不同，“华莱士是一个美国记者，顶多提问尖锐，一般不发表意见，欧洲记者新闻和意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法拉奇就会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其中。”

　　法拉奇去世后，《纽约时报》刊发的讣闻只占了“讣闻”版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按照《纽约时报》讣闻的通常规格，这意味着法拉奇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而不像那些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或国际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一样，能占据几乎整个“讣闻”版。

　　“美国新闻工作者避免作价值判断，欧洲新闻工作者有很深的文学底子，意见是夹杂在报道里面的。”展江认为：在欧洲，报道和言论很难区分，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跟美国“以信息为取向的新闻业”很不一样。

　　“在美国，法拉奇充其量是一个意大利知名记者，而对1980年代中期中国做新闻的人来说，法拉奇是一个楷模。”展江认为，中国人了解法拉奇绝对胜过美国人，中国人对法拉奇的重视，仅次于意大利人：两次采访邓小平，让法拉奇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采访被选入了《邓小平文选》，意味着她的采访得到了官方认可；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旋即被翻译成了中文，又扩大和延续了中国对法拉奇的了解。

　　“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央视《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毫不吝啬对法拉奇的赞美和敬仰。

　　王志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学生时代读到了法拉奇的这本《风云人物采访记》——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这本书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华莱士能采访到江泽民，可以跟内贾德面对面，要采访首脑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用什么立场来采访，华莱士总归是在代表美国，而法拉奇是独立的。” 王志特别强调法拉奇的独立——法拉奇在记者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名自由记者，为不同的媒体撰稿，但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媒体或机构。

　　对王志来说，自己的问题不是“不能成为法拉奇”，而是“不可能成为法拉奇”：“我不可能是独立的，跟法拉奇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媒体功能不同。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她采访邓小平，她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让人记忆犹新。她是一个外国人。中国记者有几个能有这样的采访机会——坐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面前，与他谈论改革的风云，探讨他的内心？”

　　“喜欢她的人，她是爱憎分明；不喜欢她的人，按照美国传统观念会问，你是在报道事实还是发表意见？但对她这种以名作家身份来当记者，大多数人也没有要求她特别客观。”展江说。

　　法拉奇自己更珍视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都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她生前曾这样表示。

　　男子汉与不会出生的孩子

　　作家法拉奇一生出版了3本小说，其中两本与一个男人有关。

　　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采访37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纳帕古里斯是一个法拉奇迷，在监狱中曾以绝食为手段，争取阅读法拉奇著作的权利。两人一见钟情，法拉奇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给她更多的爱抚，只是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AA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

　　“当时的堕胎药并不是马上见效，法拉奇吃了医生开的堕胎药，感觉到胎儿的反应。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法拉奇后悔了，希望医生保住孩子，已经来不及了。”毛喻原所说的，就是法拉奇和帕纳古里斯一人一半钱打掉的孩子。几年之后，法拉奇为这个从未出世的孩子写了一本书：《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出版于1975年。毛喻原正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毛喻原目前的正职是做投资的，他在1980年代初看到了法拉奇的《男子汉》，“刚看到第一个自然段就被吸引了”。《男子汉》是写给堕掉孩子的父亲帕纳古里斯的——帕纳古里斯1976年死于车祸，法拉奇终身未嫁。

　　《男子汉》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法拉奇著作。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纪实小说两年内在意大利卖出了150万册。它的中国版被翻译为《人》，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定价1．55元。译后记中说：“全书结构紧凑、严谨，语言简练。然而书中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等观点，中国读者当能鉴别。”

　　当时，该书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毛喻原读的是外研社的版本，“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法拉奇的所有作品。”

　　1989年，毛喻原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的英文版，发现是法拉奇的小说，简直爱不释手，“如果说《男子汉》或者《风云人物采访记》显示了法拉奇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话，《信》充分展示了她细腻、儿女情长的另一面。”书只有一本，毛喻原跑了很多地方，将整本书复印下来，边看边翻译成了中文。译得很快，两三个月就完成了，在朋友圈子里流传，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能出版，毛喻原满心欢喜答应下来，但是直到2002年，海南出版社才出版了毛喻原翻译的这本书。

　　2002年底，一个朋友告诉毛喻原，法拉奇出了一本新书。出于对法拉奇的热爱，毛喻原托美国朋友给他快递回了一本。“充满激情、为西方文化辩护、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这本书名叫《愤怒与自豪》。法拉奇在“9·11”之后，用了两星期写出长文《愤怒与自豪》，意大利《晚邮报》用了四又四分之一个版全文刊登了该文，报纸在4小时内卖出了50万份，一年后又扩充成一本书出版。《愤怒与自豪》的文章和书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议，法拉奇先后因此书在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成为被告。

　　毛喻原照例把书翻译了出来，自己掏了六七千元，印了100本，在朋友圈子里传播。

　　毛喻原和出版社都试图联系法拉奇，但没有人能联系上。

　　法拉奇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风云人物采访记》及其“续集”。这两本小册子选译自法拉奇的《采访历史》，分别出版于1983年和1985年，先后印发了数十万册。1988年，新华出版社推出了“全译本”。

　　2000年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女人与神话》只印了5000册。这本未经法拉奇授权的法拉奇传记英文原版，只收有惟一一张法拉奇图片，是邓小平接见法拉奇。拍摄者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