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最后时刻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处，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

　　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但“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对“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的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惟一出路。可是，这一事件本身，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也使得她开始思考，“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不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会议。他先走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劳德说，她当时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

　　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有同样勇气。”说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们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毒药，却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将是一回事情。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叙述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紧张，激动，全神贯注，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第三帝国崩溃的最后关头，特劳德决定离开。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后在一个美国译员帮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国人关押审查3个星期后，她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SS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但特劳德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实“是一个罪犯”。

　　“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13岁，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弗朗兹•约瑟夫大街的索菲•肖尔纪念碑，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是可能的。年轻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后，特劳德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内心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G.W.帕普斯特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Der Letzte 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盲点》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那一天，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点》的采访人有过一次电话交谈。她说：“我想，我开始宽恕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