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加强反思高考对中学“素质教育”的扭曲，并由此推进旨在“引导素质教育良性发展”的高考改革。近10年来，重大的高考改革事件如下：

　　1998年下半年，教育部提出“3＋Ｘ”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新方案在1999年逐步推广至全国。“3＋Ｘ”被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教育专家认为是治疗学生偏科、同时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良药”。

　　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10个省（区、市）和北京大学等400余所高校进行了网上录取试点工作。到现在，高考网上录取基本普及。“网上录取”被认为实现了高校录取的高效率，同时更好地保障了高考的“公平”。

　　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从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到2005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475万，经过7年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每年递增两个百分点的速率，迅速达到21%，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实现了全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光辉业绩。

　　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春考以肩负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使命而高调出现，让当时的人们很是兴奋。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这又一次被认为是教育体现“人文关怀”的重大举措。“充分”展示中国高考人性化的一面。同样被认为十分“人性化”的改革，还有高考时间的调整，“为了消除炎热天气给考生带来的发挥失常的隐患”，2003年，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人们以为，“黑色七月”由此可以远离人间。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2005年，享有这一自主招生权力的高校扩大到了42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被认为是打破考试分数对人才选拔的刚性约束，可以让一些拔尖的特色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让高校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大改革。

　　2003年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2005年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统一时间分省命题的高考，被认为是体现了不同地区人才培养特点，使考试内容更有针对性。

　　2006年，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各拿出300个名额，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选拔招生，两校采取面试为主的方式录取学生，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受5％自主招生权的高考“一本”录取分数线限制，考生虽然参加高考，可分数只作为参考，或者是对比分析的“样本”——研究面试选拔与高考选拔有多大的相关性。

　　这些一出台就被“定性”为“重大”、“关键”、“史无前例”……等等的高考改革，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呢？

　　“3+X”让学生全面发展了么？“3+X”在很多地方，被学校、家长、学生痛恨：为了那一个“纠偏”的“X”，对于每分必争的高考来说，多少学生被高考进一步折磨。全面复习、全面背记，学生学业负担进一步加重自在不言之中。

　　扩招缓减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么？事实表明，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一些学校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而大幅扩招造成的教育质量下降，更导致了高考新型独木桥的出现。而眼下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每况愈下的“身价”，让扩招几成众矢之的。

　　春考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了么？由于招收学校有限，春考一诞生就被一些学生视为落榜生的考试，生存空间也就可想而知，在一些地方，春考正成为“食之无味，去之可惜”的“鸡肋”。

　　年龄和婚否限制的取消、时间的调整体现了人文关怀么？某种程度应该看到某些进步，可是面对占农村居民年收入170%、城镇居民年均收入70%的大学学费，面对农村家庭因送孩子上大学而致贫的现实，有谁感受到了多少高考的人文关怀呢？再看看如今六月高考的场景，我们会发现，七月脱掉的黑色帽子，被六月戴了起来。

　　自主招生，可以让特长学生脱颖而出么？看看5%自主招生的一本分数线限制，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么，复旦、交大面试录取的方式，成为了考生的福音么？听听外省市学生的质疑、其他学校的反对、众多没有优秀到可以获得“面试”机会学生的声音，大家也会发现，这种学校说了算的自主招生，让大家对公平问题很不放心，同时，不同学校各行其事的测试、面试，明显地在加重学生的负担而非真正导向“素质教育”。少数著名高校才拥有的自主权，则促使优秀的学生享有更多的机会。

　　计算机录取就公平了么？机器自己并不会运行，运行机器的是人。重点大学在本地投放的招生指标每年增加，让大家品味到高考的不公平在拉大而不是缩小。而且，统一时间分省命题的高考，进一步将以前全国一张卷时地区间由于招生指标分配不合理而出现的巨大录取分数线差异，悄悄地掩盖。分省出题让地区分数线失去了可比性，同时国家和地区政府严厉“打击”高考移民的政策，则试图用制度，扼杀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背景中人们的移民冲动，从而营造表面的公平与合理。可有趣的事，北京、上海等地，为发展金融行业，政府出台了政策，明确表示：金融高管的子女在京沪，可以享受当地人同等的教育待遇。

　　纵观高考改革，各种不同时期推出的不同政策共性十分突出：体现“改革业绩”。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业绩，而并没有真正关注考生，即学生的真正发展。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改革尚未推出，便高调“定性”，其实改革究竟能起到何种成效，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二是事关重大的改革措施，基本是政府官员主事，并没启动广泛的论证程序，没有倾听当事的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每年有改革，似乎就意味着每年有成果，实际上，改革不是儿戏，政策更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三是所有改革，并未出触及高考改革的根本，我国高考要改的，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录取制度。可以说，如果录取制度不改，中国高考的时间改革、内容改革，均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