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湖州网】

　　国学与商道　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谈商业文化

　　儒教与中国商业文化

　　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中国农业社会是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的，以自然条件如阳光、水 、土地等作为重要生产资源，就决定了农民、农村、农业滋生出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和儒教产生了一种关系。

　　儒教是建立在小农社会基础之上的，孔夫子看到了什么？孔夫子看到了分散的、自私的、懦弱的、卑微的、胆怯的、保守的、狭隘的农民。于是孔夫子就认为天下得有人来治理，谁来治理？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是仁，于是儒教的核心是仁。君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依然是仁。君子是谁呢？是上天所赐予的，所以经常讲“奉天承运”，自己想不干都不行，这是天让自己干的，所以称为“天子”。

　　然后儒教和皇权专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重农抑商、抑工和抑术。工被压抑，商被压抑，技术被压抑，这是和思想被禁锢相联系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局部的、短期的曾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范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但那也不过是一个大都市里的农村大集市。

　　有一点近代的商业，是自1840年以来，类似像晋商、徽商，也包括后来的冀商、闽商、粤商等，但非常脆弱、非常有限，在整个中国经济构成比例当中，所占比例很小，从业人数极少。如果富商巨儒遍地，那胡雪岩和乔致庸未必算得上什么，还是因为太穷了，商业太少了，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到平遥去看看，它是曾经极度繁荣，但那和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也是很平常的。所以说，在极不发达的、极其脆弱的、比例较低的商业形态下，中国的商业底蕴、商业文化是受儒教压制的，形不成革命性的突破，形不成独立的视野。因此中国商人人格具有两重性：一者要为当时社会所容存，必须以儒教来标榜自己；二者还要追逐利润，必须要抛弃儒教，其内心深处是矛盾的。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陪着外国人参观北京城，他会六国语言，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如何如何。那几个外国人说，为何中国的店铺门口都挂着“童叟无欺”，这说明到处都有欺，所以才标榜“童叟无欺”。国外的店铺没有挂“童叟无欺”的。商人重利，商人的本质要不重利，商人就不务正业，就没有职业操守。商人若不重利，做什么赔什么，那不是败家子吗？没利拿什么再生产？拿什么交税啊？拿什么养员工？拿什么再研发新产品？拿什么再建新分店？将本求利，天经地义。

　　商业是一种利益交换。你有需要，我有供给。我曾讲过，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是平等的交换，是一种信誉。所以商品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儒教是不讲契约的。现代社会有多少人合伙做生意最后都不欢而散，因为不懂得应该先小人，后君子，大家都有契约，文字写清楚，亲哥俩儿明算账。要是开始都觉得自己和对方是君子，我够意思，你更够意思，咱哥俩干吧。够意思，没赔钱，可如果赔了钱那就不够意思了；而如果挣了钱，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够意思了。所以商业是反虚伪、反说教、反伪道、反儒教的。

　　现在的商业伦理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新型伦理关系、新型文化关系基础之上。即我所说的，商品经济的特性是平等交换的、是契约式的、是利益互换的、是对等的。

　　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卡一旦恶性透支，那走遍全国，再没人给你信用卡；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不守信誉，不按时给人房租，那么你到别的城镇也甭想租上房子。

　　儒教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标榜。历代君王，560个大小皇帝，哪个不讲外王而内圣。在外边我是王，是皇帝，驾驭四海，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不得不如此，而我内心是圣者，是仁爱。而实际上，一旦有人影响到他的权力，那他就灭你九族。所以，儒教具有虚伪性，这也怪不得孔夫子，孔夫子就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提取、抽象出了这样一套理论。

　　商战中的国学热与儒学热

　　中国企业界没几个人真正懂儒学，有的都未必读得懂、未必说得清楚儒学。有一些所谓的儒学大师、学者经常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000多年过去了，儒学都没把中国带到世界强盛国家的行列，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儒学就翻了身呢？

　　现在国外有人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家把这些书中的很多战略用在商业市场竞争中。

　　首先，我要说《孙子兵法》之类的不属于儒教，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最值得珍惜、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在先秦，是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那个时期，秦专制还没有形成，在那个多元的时代产生了多元的思想，诸子百家，它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思想，而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由此而有了诸子百家。上面我所说的“工”、“术”，还包括“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都可以找到起源。

　　第二，关于国外如何研究中国。外国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但那是主流吗？这些国家的商业伦理价值早已经形成了。就讲商业，在国外过圣诞节，买一送一，华人到那里先买一得一，过了圣诞节再去退一，白得一，等于白得了两件。人家不懂吗？人家知道，但不说。还有个例子，在加拿大，两车华人去安大略风景区参观，100来人，秋天，突然天气又转热了，大家都去买凉帽，标签上写着10加元，人家非卖5加元，我们的人就不理解。那个女老板说，我跟我丈夫昨天晚上商量了，天凉了，准备降价为5加元，你们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标签呢，所以要卖5加元。如果是我们的商人，不得立刻变成30元卖？但这对加拿大夫妇认为自己的良心不能亏空，这是宗教在起着作用。那是漫长的商品经济训练的结果，那是真正无欺的。

　　第三，关于道和术的关系。现在人们说，《三国演义》与商业，《孙子兵法》与商业，还有《水浒》与商业，《红楼梦》与商业。但那不是本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鲁迅先生说过，有用也很有限。所以，有用也很有限的东西顶多算个小招数，不能作为一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和商业规范，那不代表本质。

　　商业经济、商业伦理是大众的，是契约的，是生活的，是无处不在的，必是民主的、公开的、公正的。西方政治体制不是哪个人的大脑特别灵光，拍拍脑门就建立起来的。而是在那种商业基础上提出的上层建筑的要求，必须如此。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需要皇帝？没皇帝不行，也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最适合皇权专制，皇帝一道圣旨，天下就都照着办。所以，皇权专制和小农经济是一对，互相依存。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国家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至于说企业界有些人喜欢穿上中装、唐装，很风雅，那都是个人的一种爱好。人家有的是真风雅、真风流，也有附庸风雅，附庸风雅也比不风雅强呀，好歹喜欢风雅。所以用一个著名诗人的一句话，正直善良的人们呀，千万擦亮你的眼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化

　　范蠡也罢，胡雪岩也罢，乔致庸也罢，在整个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都是个别的例子，不代表生活主流，一种长时间被那个制度、被那种文化所挤压的脆弱产业，形不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所以，这个定义界定特别重要。我常讲，工作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课题的方法要通过定量再定性。有经济学家讲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市场经济，其中举例子就举到这几个人物，也举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有悖学者最基本的严谨和常识。不能先定性而再举例，应先定量，一桶米浇了一杯水，这时候米湿了一点，一桶水里倒了一杯米，那是水里有一点米，这是由定量而最后得出准确的定性，难道能说一桶水里有一杯米，你就能说那是一桶米吗？一桶米里有一杯水，就能说那是一桶水吗？首先必须定量，由定量被推出定性，这是科学，也是做课题、做研究、做博士、做博士后、做博导、做学者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道听途说，去违背定量而定性，所以才有了很多所谓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乱抛概念。当时的商业是很危险、受挤压，是极不发达的，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商业思想、商业伦理也形不成体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先秦时期、百家齐放时期所产生的，不是在商品经济前提下所产生的，它只不过是在那个相对多元、思维空间、活动空间较大、专制较薄弱时产生的。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文化，才产生了诸子百家。

　　经商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几个人都买房子，我的房子适合你，我就一定说服你买我的，他不适合住在我这里，我就要告诉他，别人的房子适合他，不能买我的。否则你让他买了以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感到别扭吗？你让人家后悔，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另外他也会到处说他上当了，这对你是多大的打击呀？真诚，销售无技巧就是技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一讲技巧，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叫攻于心计了，那还有真诚吗？有一本书叫《如何对付你的老板》，后来我演讲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学学怎么对付你自己，老板不需要对付，只需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老板用人是为了谋事，谋事是为了谋利，这不很简单吗？企业工作人员都得有用。征服自己、对付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你一生幸福快乐之本，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现在是什么文化？都把这些用来对付上司、对付同事、对付消费者，对付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事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阴险，人们之间的诚信越来越差，所以，大道在天，小招数不能违背大道。

　　制度建设关系中国商业文化发展

　　学习是本和体的关系，自身不具备这种体，没这种需求，就学不来，这就像疫苗，疫苗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关键是自身的免疫体系要发挥作用，这是一样的道理。自身具备这个条件，自己就萌生了相应的文化，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思想、价值标准等等。如果卓达集团是一个公有制体制，我这一套肯定行不通。我不能随便拒绝哪个员工，谁违背了企业制度，我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去，而我自己还朝不保夕，指不定干到哪一天一纸调令，抬屁股走人，我会考虑百年吗？今天我实行这一套，明天来了别人立刻就变了，这怎么可能做好呢？只有在现在这种企业体制下，企业人格化了，我就是卓达，卓达就是我，卓达就是全体员工，全体员工就是卓达，我们共有，企业完全人格化了，然后这些人性的东西才能得以实施，才能推广。

　　有人说要学习新加坡，说在那里儒教文化在起作用，我认为那只是皮毛，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法制十分完善，那不是李光耀有多么伟大，李光耀有多么了不起，但这个舞台确定了只能是这样一个李光耀，而不是别的李光耀。李光耀要是倒行逆施，民众早把他哄下去了。作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功高盖世的人物，他买了一套300来平方米的房子，这算个啥﹖但就因为他买房子略大了一点，看廉政公署把他查的，最后证明没出格，这房子他才敢安心住下去。这就是制度在起作用，这才是真实的新加坡。

　　说卓达之前，我先说美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华盛顿、杰斐逊更优秀的吗？说美国所有的总统都那么优秀，或者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去当总统，这也不是，但差的肯定也上不去。可是再优秀的有几个能比过他们？美国的四大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他们之所以优秀，就在于破天荒地构建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基础之上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完善、更大的进展。所以后来总统产生了，最优秀的人未必去竞选总统，差的肯定也上不去，肯定是精英。当上总统以后，要往好道上走，可以自由发挥，上不封顶，这个舞台大，不怕人能干；假如不往好道走，一棒子就会将你整下去，谁都一样，美国被整下去的总统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林肯就很尊重，所以马克思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多次给林肯去信，对他表达崇高敬意。其中有一段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当然这不是写给他本人的信，大意是说，看林肯，额头窄窄，不像极富有智慧的样子，家庭出身也很贫寒，受教育背景也很一般，他为什么能如此伟大？如此英雄？如此了得？能够打赢一次南北战争，那不是一个内战，那是美国体制、美国制度、美国联邦的巩固、发展，南北一战最终把它确定下来。后来他们得出结论，那是因为这样一个舞台、一个政治制度决定的，是因为不管是林肯、李肯，谁上来都只能照此去扮演角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制度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是如此，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卓达将来也得如此。所以说，卓达要形成这样一种企业制度和机制，即稳步推进企业的股份制，让企业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每个人都拥有这个企业，让大家在长时间教化过程中，不仅拥有一份卓达的资产，而且拥有一份卓达的非物质资产。非物质资产就是文化，大家感觉到不管谁接班，我们都得奉行这一套，奉行它，我们大家都快乐，不奉行它，我们都遭罪，所有人都得共同爱护这个空间，保护它的纯洁性，这是根本，这才能长久。

　　商业精英与商业文化

　　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精英是社会的灵魂、大脑、旗手、航标，但精英的产生必须得有精英产生的国度。我曾经说过，有人讲要把北大、清华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我说不可能，不是北大、清华不好，不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关键是得有第一流大学产生的国度，相应的制度、体制、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等等，而后才能产生这样的大学。精英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产生不了成批的精英，个别偶然的现象是有，但它不代表整体，还是个定量、定性的问题。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寄希望于精英，还不如寄希望于大众，没有大众，精英也是悲剧结局、悲剧收场。大众文化普遍提升，在此情况下再产生精英，它就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大众做依托，即使产生精英也很有限，也不能持久。

　　在农业社会，农村盖房子，谁家比谁都不能高出一砖，不能厚出一瓦，房子都相连，就得一般齐。

　　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和附之其上的文化是一致的。离开这种产业形态、生活形态的文化或者伦理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依附，而有了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相应的社会条件去实践，不产生相应的文化和伦理，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是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的。

　　我们常说欧洲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宗教革命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现代商业，所以这里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当然要说文化，宗教在文化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也不能设想没有文化的宗教，包括文字的起源都和宗教有关系。宗教最早是迷信，是人对天地、对自然的无奈、恐惧和希冀，于是出现了好多祈祷、诉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图腾符号，最后演化成文字。离开宗教去谈文化行吗？能有真正的文化吗？世界这几大宗教滋养了几十亿人的灵魂，而且经过了千年以上的实践，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不是文化吗？

　　美国的大企业家百分之百都是大慈善家，包括美国的巴菲特，搞股票、搞经营，被认为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自己十分吝啬，但他捐款也十分巨大；比尔·盖茨决定把1%的财产给子女，99%捐出去，因为企业是股份制企业，他的个人捐献并不影响企业发展。老板不等于企业家，暴发户就更不能等于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一种崇高职业的选择，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并且合理支配财富，而不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小鸟就吃一把米，整那么多干啥，早就够花了，该歇歇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挣钱，他永远挣不来太多的钱，因为他没有必要，没那个动力。就得让那些能挣钱的人必须为天下、为别人着想，这是天公地道。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等于很有钱，但是没钱肯定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家自然就应该承担着社会责任，那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而不是私事。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的基础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既不能复杂化了，也不能主观人为地去做。中国市场经济正艰难地向前发展，商业伦理的构建之路必定充满挑战。

　　都说河南生产假药，其实全国到处有假货在生产。人们的这种商业伦理沦丧反衬着什么？反衬着这个社会缺少合格的道德榜样。过去清官廉吏不仅治天下，也是民众的道德榜样。现在抓出一个贪官，少说贪千万元，多了甚至贪上亿元，他本身不能成为人们的楷模，于是大家就想，假药好歹还有点药呢，黑心棉好歹也是个棉，贪官啥也不干，就整上亿元，凭借手里的权力拼命捞，表面还道貌岸然，还当精神贵族，这个巨大的破坏力很难使真正良好的东西建立起来。商业伦理必须在有序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确立起来，这个有序就是法制，然后才能产生真正平等的、自由的、公正的交换、生产和流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那种真正的伦理体系。

　　商业文化会改变人，好多人原来待人很冷漠，经了商，慢慢待人就开始和善，因为再拉着个脸，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被迫就得微笑。微笑久了以后，就感到很愉悦，别人也报之以微笑，这就是改变。

　　现在，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得文化封闭被打破，文化开始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久隐瞒，没有谁能够长久地欺骗谁。在网络上，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在改变着生活，在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交流、融会、学习、重建提供一种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