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汇改问题上，中国将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充分考虑所有人的立场。”在央行行长周小川面前，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G7（七大工业国）各方对中国汇改的“轻重不一”的建议与压力。周小川昨天在新加坡表示，中国汇改决不走回头路。他强调，中国目前的汇改推进已取得不少进展，“我确信汇改的效应很快就将为全世界所感受到，这还需要时间”。

　　时值IMF、世行年会、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新加坡接连“开讲”，对于身处狮城的周小川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舌战群儒”，为中国汇改澄清误解的国际辩论赛。周小川16日透露，中国正处于汇改的“第一阶段”，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只是时间问题。

　　浮动区间必然要扩大

　　针对甚嚣尘上的人民币升值呼声，周小川16日上午在IMF-世行联合年会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汇改政策十分清楚，“我们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周小川指出，中国汇改目前正处于从紧盯美元向更灵活汇率制度转化的“第一阶段”，“货币篮子”的问题在当前更加重要；但在下一阶段，市场的供求关系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就市场已盛传多时的“人民币将在年内扩大波动区间”，周小川明确表示，汇率弹性加大意味着更多跟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力量，浮动区间不应构成限制，“如果人民币波动剧烈，这说明我们的波动区间还不够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市场供求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浮动区间是必然要扩大的。”

　　周小川强调，以人民币兑其他货币3%的较大单日波动区间而言，目前兑美元0.3%的波动区间依然显得较窄。他表示，日波动区间是否扩大仍“取决于当前的区间是否够用，以及美元与英镑、欧元之间的国际交叉汇率是否波动过大”。但周小川也暗示，扩大区间只是“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

　　周小川当天也敲警钟称，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人民币升值加快的趋势，“如果没有压力或者压力过小的话，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都将慢得多”。“IMF认为，中国汇改的主要思路应是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这比汇率本身显得更为重要。”IMF总裁拉托15日表示。他认为，去年中国进行的汇率改革是正确的，不过有关汇率改革的决定应该继续推进。

　　“十一五”人民币兑换开闸

　　而就更为“远期”的汇改措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问题上，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可兑换改革的速度快慢与改革所需的条件有关。他认为，中国必须考量一些包括对冲资金造成的风险等外在因素，同时，需要一个较少扭曲的金融体系与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能够维持货币的稳定性，以及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

　　事实上，人民币可兑换存在一个时间表，“大家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去年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中，把它写进去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周小川指出。

　　美财长提“三段论”

　　“我在午餐会上没有感受到来自G7任何对人民币的压力。”受邀参加16日午餐会的周小川感到很满意。在IMF和世行对人民币相对温和态度的影响下，同在新加坡召开会议的G7也表现得比以往“温柔”不少。

　　G7的财长与央行官员在16日下午也举行了一次会议，据日本财长谷垣祯一会后表示，七大工业国并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一事进行辩论。

　　但从G7会后发布的公报来看，尽管口径趋于温和，但人民币汇率仍成为当天一个主要辩论课题。G7在联合公报中点名指出，汇率应该反映经济基本面，也不适于有过度的波动率及凌乱的走势，那些有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应当“给予汇率更大的弹性”，“特别是中国，很有进一步调整汇率体制的必要。”

　　美国财长保尔森会后也表示，G7在公开场合不会对中国提出任何具体要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显得过于自大。”保尔森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关起门来低调达成协议”。

　　保尔森指出，在短期内人民币需要表现出比目前更多的灵活性，改革的步伐应当更快一些；从中期看，中国应当开放资本市场；从长期看，中国货币政策应当能符合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

　　加息与否需进一步观察

　　周小川昨天在IMF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第14届部长级会议上表示，各国应共同承担责任以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他同时呼吁各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更大的诚意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

　　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总体形势良好。为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土地和信贷调控的措施。他指出，这一系列包括汇改在内的宏调新措施见效都需要一定时间，相信全世界很快就会见到这一揽子措施所体现出的效果。

　　周小川此前也表示，中国在解决国际经济不平衡方面的确提出了自己的对策：除了逐渐增加汇率灵活性以外，还包括扩大内需，降低国内过高的储蓄率，进一步取消贸易壁垒，扩大进口，改变过去对外汇“宽进严出”的政策等。

　　周小川透露，就加息与否央行仍有继续观察的必要，待进一步的经济数据出来之前，很难说会不会再次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