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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留校，一是我上小学时常因为在课堂上纪律不好放学了被留校。另一则是大学毕业时我曾想留校工作当教员。结果是，前者我不想在学校呆着，老师非让呆着；后者我很想呆在学校，但学校不让呆。在此套用电视剧里一句歌词，学校，“想说恨你，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说爱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老师管学生，除个别脾气不好的男老师用粉笔头打脑袋，隔着七八排，指哪打哪，手头极准，颇有“小李飞刀”的技艺女老师常用就是“留校”的方法。被留校的也分几种类型，有课间打架的，有不写作业的，有拽女同学小辫的，有上课说话的。我从来都属于上课说话的。原因也简单，我家有收音机，我爱听评书（包括西河大鼓等），同时自己也爱看书，有一阵特喜欢《杨家将》、《说唐》、《三国演义》里的故事，而且听了看了还得到学校讲给同学听。我们早上学校一开门就去，冬天几个人围着烟气腾腾的炉子啃着馒头，你一段我一段瘾大极了。上课了还想着杨七郎和罗成、秦叔宝，彼此还偷着交流。结果，除了老师发现，还有女生揭发，我们的名字就常被写在黑板的右上角。发明这种写法的一位老师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她的口头语是叫你们乱说乱动，右边呆着吧。不过，我们也有法子，如果头一二节课名字上去了，三四节课就格外老实，她有时会发善心，临放学还剩几分钟，黑板擦一抹，你就逃过一劫。最怕的是后两节名字上了右上角，特别是快放学时上去的，基本上就没有被“特赦”的机会了。
那时学生家都离学校近，叫同学捎个口信，家长（母亲）就来了。像我们常被留校的，不用捎信，我妈一看到点了没人影，就知道又留校了，自己就找来。好在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我妈也习惯了，来了把我领回去就得了。老师也不说什么，意思叫你说话，我折腾折腾你们。
这种情况后来叫一个代课男老师给纠正过来。他是北大的学生，因病休学在家临时代课讲作文。他发现我们几个爱说话的功课都很好，就有了想法。有一天他念他自己写的小说，《冼星海在巴黎》，把巴黎的铁塔和塞纳河写得仿佛就在眼前。我问他你一定去过巴黎。他说没去过。他最后说这就是文学，你们也可以写的。自那一刻，我就像明白了点什么。往下就不大愿意再讲别人讲过的东西，而想自己写点什么。后来我的作文就突飞猛进，经常当范文被老师念，名字也少上了黑板右上角。由此看，在那个年代，对学生就有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学校倒是能留住学生，却难留学生的心。换个法，就不一样了。
1976年秋，我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三年学习期间，我是格外认真学习努力当个好学生。原因之一是我不想毕业后再分回塞北，我想留校当教员。为此，有一阵搞“工农兵学员上讲堂”，我还认真备课上台讲过古代诗歌。在外出实习时，我写的新闻稿件也最多。总之，我的成绩足以使我留校当个小教员。但那年代时兴“哪来哪去”，毕业时不容分说，一竿子又给分了回去。想想还真是万幸，没分回生产队接着当社员，还分配了个工作。当时班里有两个同学留校了，但要是凭着感觉想，谁也想不到他俩。他俩为人都很好，只是无论如何也和大学教师联系不到一起。结果是一位早逝，一位调离了大学。想想也真难为了他们，也可惜了那俩名额。
现在大学中文系不叫系叫院了，一出来都是院长。校庆时我回去，一介绍，我听得直发晕，记不住。后来校长来了，院长都靠后了，才弄清校长比院长大。校长是我中文系的学弟，低两届，留校的，老家还是我插队那个县农村的。当时我就有点耿耿于怀，总想问他你咋没哪来哪去，但人多没法问。后来吃饭大家说中文系出了你这个作家，为系里争了光等等。我一想也别问了，一问人家准说没留校是为了让你当作家，我咋说？事后我才想通了，大学毕业能留校，可跟咱上小学留校不是一码事，因素远比那复杂得多。不过，上小学时是不老实留校。而上大学如果太老实了，却绝对留不了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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