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在长沙市一个救助管理站门口，一名患病流浪者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而这种后果，竟是因为当地派出所、救助站、120、110四个救人的机构有关人员的互相推诿造成的。笔者在对流浪者的去世扼腕长叹之余，不禁诘问：在一个濒临死亡、举目无亲的流浪者面前，无论是派出所、救助站，还是120、110，作为负有救助义务的机关，都应该承担起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因为公共权力机关在面对这些危重病人、传染病人、精神病人时，有义务将病人送到负有责任的单位。我想，这种见死不救、漠视生命的态度，也是一种犯罪。

　　社会救助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出于人类恻隐之心或宗教信仰，而对贫困者施以援手的慈善事业（philanthropy）。公元前500年，希腊语中意为“人类博爱行为”的慈善事业在希腊城邦国家里已经制度化，鼓励公民为公益事业捐款，并且在供贫民使用的公用设施中备有食物、衣服和其他物资。公元前300年，孔子在《论语》中宣称人是通过“仁”这种表示爱心的方式来相互约束的社会的人，“仁”通常表现为全心全意地帮助穷人。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获得帮助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可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竟然还有需要救助的人因为得不到救助而死去，这的确令人心寒！所谓物伤其类，本来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在上述那些推诿责任的人眼里，患病流浪者的生命可以漠视，患病流浪者的人权可以不受尊重！

　　生命之悲，莫过死于不当死。当然，人死不能复生，如今我们对这四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再怎样进行道德拷问，对他们的行为口诛笔伐，对患病的流浪汉已经无济于事。但是，这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应该真切地认识到，漠视生命也是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及早在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乃至全社会，培养尊重人权的意识，认识到履行救助患病流浪者，是政府乃至全社会应当承担的道义上的义务，尽职尽责地对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员实行“救助”，让公民获得帮助权这一项基本的人权落在实处。试想，如果救助不是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关爱及其权利的尊重，救济不是发乎人类基本情感及道义原则的承担，那么，什么法规条文和职业操守都只能形同虚设。

　　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