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9月18日浙江省反腐倡廉成果展开幕后，从9月21日起，北京市也举办了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展。这两个反腐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一批贪官的丑行暴露在阳光下，让参观者接受警示教育。如浙江的展览，选取了40个典型案例，涉案贪官包括湖州原市委书记徐福宁、绍兴市越城区原区委书记刘德秋等。北京的展览则选取16起重大案件，如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韩桂芝、李纪周、王雪冰等等（《检察日报》9月22日报道）。

　　一下子曝光这么多贪官的丑行，是否就意味着当前的腐败程度已到了不可收拾、令人无可奈何的地步？不是。这彰显出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明显成效；反映了京浙两地党政领导、执纪执法机关和宣传部门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正确态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些地方和部门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腐败案件曝光多了，就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当地干部的形象，甚至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案发地主要领导、案件主办部门、宣传部门对媒体报道不开口子，党报对典型、重大腐败案件三缄其口。而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则从一些非官方渠道甚至道听途说中，获得细枝末节，便大肆炒作贪官如何挥金如土、如何包养情妇等非主流的东西（甚至有些不了解实情的媒体还为贪官鸣冤叫屈），以吸引普通读者的眼球，所谓的“大报抓导向，小报抓市场”就存在这种因素。或者，腐败案件不准当地媒体报道，而其他地方的媒体则大肆炒作。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后果：权威的弘扬正气、宣传反腐倡廉成效的东西不见踪影，而负面的报道却铺天盖地，混淆视听，把腐败形势说得玄之又玄。

　　对腐败案件的报道，不强调宣传纪律、不坚持正确导向，毫无疑问是不行的。但采用“堵”的办法，行吗？事实证明：不行！正确的办法只能是“疏”——在强调宣传纪律、坚持办案原则和新闻规则的前提下，对腐败案件的报道，向党报党刊和都市报、晚报、生活服务类媒体，大报和小报，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公平、平等地开放或放开。如可以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将一些腐败案件的办理情况向媒体公布。或者就像北京、浙江那样，搞反腐倡廉成果展或法制教育展，在让党员干部参观的同时，也请媒体对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公开、正确报道。

　　采取“疏”的办法，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将腐败案件的报道纳入正确的轨道，用权威声音以正视听，防止恶意炒作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对腐败案件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及预防的对策进行正确深入报道，可以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防止一些党员干部再步贪官后尘；三是可以宣传党和国家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决心、措施及成效；四是在教育干部的同时，也可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举报贪官，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形成反腐败合力，防止执纪执法机关单打独斗现象的出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纵观古今中外，像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出现腐败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腐败还可能高发多发。所以，对腐败现象和反腐败工作，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既要有防治腐败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要冷静、沉着、理性。对群众反映的腐败问题，不能捂着不查，甚至压着不让查；对已经立案查处甚至审判的腐败案件，也不必捂着、压着不让媒体报道。“捂着”、“压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媒体报道腐败案件，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讲究职业道德，把追求报道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也相当重要。

　　（本报评论员 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