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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每月的收入支出一一列出，最后的结果是入不敷出，并以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北大副教授孔庆东随后也力挺阿忆。

　　不过，这两位教师的言论却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大批网民指责他们是故意哭穷和为自己在外面捞外快找借口，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收入已经很高，还有很多人的收入比他们低。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两位教师始料未及的，这样的社会反应也折射出我国社会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和不透明性加深了不同收入阶层的猜疑。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因此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定的仇富情绪，甚至任何一个阶层的收入一旦公开，都会受到比其更低收入阶层人群的不满。我国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而税收征管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各类人群的收入很难准确统计，导致收入不透明，从而加剧了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猜疑。

　　其次是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和部分群体收入过低。这部分人很容易对享有良好社会保障的人群产生对立和不满情绪。此外，无论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有多少收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享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因此即使其工资单上的收入不多，部分低收入人群也会表达对其的不满。

　　因此，要缓解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猜疑和低收入人群对其他人群的不满，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是公开所有行业的收入和人均纳税额，对于公众人物的收入允许媒体公开报道，让各类人群的收入更加透明。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各种收入处于社会监督之下，避免偷税漏税，而且可以形成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当某一职业收入很高时，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参与竞争，把那些平庸者排挤出高收入者的行列。

　　第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调节一些特殊企业的过高收入。许多垄断企业和资源型企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并非源自管理者和员工的高技能和高素质，很大程度上只是得到相关政策的庇佑，因此将他们的收入限定在合理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平，缓解人们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不满情绪。

　　第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有让那些没有社会保障和低收入的人群有了安全感，让他们不再为生计而担忧，他们才能更加平和地看待社会分工的不同和收入的差距。

　　(作者左宇，原刊于昨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